你在·翁松寿

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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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一生，都由无数或闪光或黯淡的日子组成。
　　每一个日子，都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有些人，有些事，单独挑出来说，就显得特别了。
　　你但笑不语，却分明在说：凡事都有因果，所有因果都成循环。
　　是的，所谓一好百好，但愿良性循环有我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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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松寿，你是我编辑生涯中交往最长久的一个业余作者。
　　最初，我是编辑，你是作者。后来，你到某报社工作，你我互为编辑和作者。彼此都不当编辑了，就当文友，至今还有联系。
　　关于我们的结识，你2007年8月发在惠州文学论坛的一个帖子《往事不会如烟》作过描述——
　　1986年春，高中毕业后我在家乡博罗县龙溪镇务农，闲来无聊时总喜欢写些东西。记得毕业前我的班主任曾送我一本《东江涛》，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将部分稿件按照刊物的地址寄出。不久，我盼来了《东江涛》编辑部厚厚的一个信封。
　　激动、忐忑地拆开信封——我的稿件被悉数退回，只是所有稿件都被详细批改过。稿件里面还夹着几张雪白的信笺，信笺的字是用钢笔书写的，字体刚劲有力，飘逸俊秀。编辑老师在信里肯定了我的长处，也指出不足，末了鼓励我坚持下去，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告诉他们，他们会尽量帮我。遗憾的是，信的未尾没有署名。
　　看完编辑老师的来信，我暗淡的天空终于有了一丝曙光。当日，我给编辑老师写了封长长的信。我把我当时艰辛的处境毫无保留地倾诉于他们：我家里穷，是住在牛棚里写作的，我身上经常没有一分钱，稿纸和邮票都无钱购买；随信我还附上一篇短篇小说稿。
　　半个月后，《东江涛》编辑部又给我寄来了更厚重的信封。
　　这次没有退稿，信封里装着的是3本方格稿纸和16张邮票，另外依然夹着让我熟悉的刚劲有力的亲笔书信。
　　这次的来信终于有了署名——李勤！
　　20年前收到这封编辑署名书信，对于年仅19岁且生活在闭塞农村的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因为我班主任送给我的那本《东江涛》里就有一篇小说的作者名叫李勤，小说的题目是《春夏交接的时节》，这篇小说我反复读了几遍，在当时对我影响很大。我想小说的作者一定就是给我回信的人，但我不知李勤是男还是女。
　　李勤在信里告诉我，他（她）已和东莞的作者黄应秋（当时东莞、汕尾、河源等区域皆属惠阳地区管辖）联系好了，叫我到东莞去找黄应秋。黄应秋在东莞人民医院血库工作，他愿意帮我找份工。
　　第二天，我接过母亲向已分家的大哥借来的30元钱坐车到了东莞城。好不容易找到黄应秋的时候天色已晚。黄应秋二十多岁，见了我很是热情。当晚我就在他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一晚，我睡他的床，而他睡地板。那晚，黄应秋告诉我：李勤是《荔风》（《东江涛》改版）的青年女编辑。
　　第二天一早，黄应秋用自行车载着我到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厂里见工。到了工厂，老板安排我做啤工，但车间塑胶味太浓我受不了，于是我低声和黄应秋说我不想干。黄应秋没有勉强我，又骑车载着我到另外一家老板厂见工，但对方不缺员。
　　我离开东莞临上车前，黄应秋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送给我，是冰心著的，书名为《成功的花》。
　　我回到家马上就写信给李勤老师，将经过告诉了她。不久李勤老师给我回信，李勤老师没有责怪我，在信里李老师说，她已将我的情况反映给我们县里的文化馆领导。几天后，我们镇管文化的干事到我家里来看我，说是县文化馆的领导委托他来了解情况的。干事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希望能安排在自己的家乡学校做一名代课老师。干事说他会和镇教办的同志商量。
　　最终干事再也没有给我回话，我也做不了代课老师，但在当时县文化馆苏方桂馆长的关心下我加入了罗浮山笔会会员。这样在非常贫困和无望的日子里我继续在牛棚里编织我的作家梦。
　　1986年8月，李老师在信里告诉我，她随团到福建采风，团里刚好有我们县文化局叶治中局长，她已将我的情况反映给叶局长。我按照李老师的吩咐和邻居借了6元钱坐车到县城文化局找叶局长。叶局长很热情地把我带到家里，和我面对面攀谈，还给我端来一碗冰冻的绿豆糖水。叶局长问我在写作上有什么困难，我说干农活维持不了生计，我想当一名代课老师，叶局长说他会和县教育局的领导说说。
　　后来李老师写信告诉我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我的一篇小说经编辑部领导审阅，同意拟用，题目被改为《他，悄悄地走了》。李老师在信里约我星期六上午到编辑部一趟，她告诉我的地址是：惠阳地区行政公署上院。
　　我和父亲一起步行到镇里的农贸市场，父亲把5只鸭卖了后给我10元作为去惠阳的来回车费。我们镇没有直接到惠阳的班车，我先坐车到博罗县城，然后转车到惠阳。由于我从未到过惠阳，所以我也不知在那里下车。当时惠州大桥还未建，从博罗方向到惠阳的车都必须要经过东江大桥。车到东江大桥的东桥头，司乘员说：到惠阳的就在这里下车。
　　我傻乎乎下了车，一打听才后悔自己提前下了车。我只好一边走，一边向人打听。我是9时下车的，11时后我才找到《荔风》编辑部，期间出了很多洋相。《荔风》编辑部位于当时的惠阳地区行政公署上院（即现在新建的惠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星期六的上院周遭很静穆，编辑部门前有几棵玉兰树，盛开的玉兰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编辑部内静悄悄的，里面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伏案写着东西。编辑部的门是开着的，我很小心地走进去。
　　女同志微微抬起头温和地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李勤老师。她站起来微笑着说：我就是。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年轻、清秀的女同志就是李勤老师，从她信里的字体及她在信里所说的那些人生哲理来判断，她应该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编辑。
　　很拘束地坐在其他休假在家的编辑办公椅上结结巴巴地和李老师交谈，李老师说她曾经也是业余作者，所以她特别理解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的处境。李老师和我谈了很多，都是一些鼓励的话，还有对稿子的一些修改建议，末了又送几本稿纸给我。
　　……
　　1986年春，我刚刚正式调入惠阳地区文化处创作室。其时《东江涛》已改刊为《荔风》，拥有国家统一刊号，全国公开发行，是以通俗文学为主的双月刊。编辑部总共三个人：主编丘金贝，副主编杨城，我负责初审。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我满心喜悦，打开堆得满满的稿筐，把前任留下的积稿一篇篇认真阅读。一段时间读下来，我发现有一个作者很特别，来稿很多，而且稿子用纸很杂，两面都写满了字，稿子下面有些附言，诉说其抱负，最令我惊讶的是说正在进行社会调查……这个人就是你。我把你的稿件挑出来，拢在一起仔细审阅，然后对丘、杨二位主编谈起你，我说：“这人要么精神有问题，要么很有抱负，是可造之材。”二位主编让我继续留意，如真有培养前途，可适当扶持帮助。导致我怀疑你精神有问题的，是你那些稿后附言，谈及的想法有些异乎寻常，一般作者给编辑写信，都是请教写作问题、要求对稿件进行点评，你所谈的却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且多偏颇，而且所谈的各个问题没有内在联系，显然是个喜欢思索、想得很多很广、逻辑思维却又欠佳的人。于是，我把你的稿子逐一加以点评，在退稿信中扼要谈了看法，也提了几个问题。你的回信，打消了我对你精神状态的怀疑，你没有答非所问或信口开河，而是坦诚相告。你所描述的生活困境，令我感同身受。
　　我在海岛农村长大，当过知青，知道农村日子有多苦。我亲眼见过人牛同屋，也知道读书写作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得知你住在牛棚里，夜里看书、写作，还得去偷母亲炒菜用的花生油来点灯，没有钱买稿纸，七拼八凑地积攒起纸张，为了不浪费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写完稿接着写信，为了节省邮票，每次寄稿都把信封塞得满满的……我在习作之初，经验老到的赵同志就告诫我，文稿要用正规稿纸抄写，字迹要尽量清秀，不能一塌糊涂，免得编辑看着厌烦。事实也印证着这一点，你的来稿并不似当初我的来稿一样得到及时处理，而是沉睡在待审稿筐里。如果不是我初入编辑部，怀着感恩之心去处理积稿，也许惠州文坛不会出现你的踪迹。
　　我效法郑明标编辑当年的做法，给你寄去刊物、稿纸，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我额外给你夹寄一些邮票，以保证你写完稿子能够投寄。正因为你条件差、环境恶劣，我在退稿时便也鼓励多于批评。
　　你《往事不会如烟》记载的事情，也许时间上有些出入。我记得的是，我先是与博罗文化馆的同志通了气，告知县里有你这么一位在艰难中独自坚持的作者，请他们尽可能给予关照。后来得知你想到邻近的东莞打工谋生，便托新丰江笔会结识的东莞作者黄应秋帮忙介绍，因你看了厂子不满意而作罢。那年秋天，我随惠阳地区剧作家们到福建采风，也顺便跟同行的博罗县文化局叶局长提了一下。叶局长人不错，回去后真地过问了你的事情，帮忙联系介绍你到当地某小学教书。这期间，你一直坚持写作，稿子质量也有起色，短篇小说《他，悄悄走了》发表在《荔风》上。你这第一篇小说得了一百八十元的稿费，那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呢，不久又发了更长篇幅的《新闺春怨》，势头喜人。我1987年秋天到北京进修，还惦记着你的写作，时常给你写信，还在旧书摊上买了全年的《作品与争鸣》寄给你。不知道你是否悟到我寄这些旧期刊给你的用意？那是因为，《荔风》越来越偏向通俗文学，你的《新闺春怨》比之《他，悄悄地走了》，也暗合着《荔风》的走向，从艺术层面来讲是退步。我希望看到你有新作且能发表，那既能得到稿费又能增强信心，但是，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你能写出高质量的新作，而不要以能发表于《荔风》为满足。但是你身处闭塞落后的乡村，周围没有可以进行交流的文友，也没有足够而合适的书刊可读。我寄这些旧期刊给你，是希望你阅读高档次文学期刊，从那些作品与争鸣中参悟写作之道。我进修结束回到惠州，全国开始期刊整顿，《荔风》已不能正常出版发行，拖了一段时间就停刊了。此后几年，创作室先后编辑出版《荔风报》、《惠州文学报》、《惠州文学》，你也断断续续地写着。你本来已经当了民办教师，教学成绩还不错，另一间档次较高的学校想挖你过去，却因衔接工作没做好而两头落空，你只得回家种地。九十年代初，笋锋有个老乡在一间合资厂当人事部长，就介绍你进去打工，你在那干得不错，岗位越调越好，后来当了企业报编辑，再后来，跳出工业区，到市里当了《现代生活报》编辑。
　　我当时是多么欣慰啊，翁松寿你终于熬出头了！
　　人家也许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我对你的帮助，已经大大超出了编辑对作者的职责范围。你我非亲非故，我却几次三番帮你介绍工作，甚至曾打算拿出所有积蓄资助你去读省作协主办的作家培训班……
　　广义的报恩思想是主因。我本人承蒙各位师长的无私关爱，得以冲出甲子那片盐碱地，来到惠州当文学期刊编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改变了命运的轨道。父母从小教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个人的参悟是，有些恩情，不能以世俗方式报答，师长们恩惠于我，并不期望得到我金钱物质的回报，而是我好好成长、终成有用之材。那么，我该做的就是好好做人，努力工作和写作，还要像他们一样以大爱之心对待业余作者，让文学这条路人才济济、薪火相传。
　　我一直视业余作者为文友。之所以对你特别好，不为别的，就因为你处境更艰苦。当时与我交往较密切的青年作者，有好几位实力相当出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能力也相当强。而你，几次接触给我的印象是，你朴实、诚恳、厚道，但应变能力和协调能力较弱，以你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靠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走得出来的。
　　话说1989年春，编辑部召开重点作者会议，此时我怀孕七八个月，恰好因吃了医生开的补铁药品而不适，上吐下泻，无法到会。你在会上见不到我，听丘老师说是身体原因请假，很担忧，就想到家里来探望。但你在会议第二天的晚上，才来到我家，说第一天晚上就上了虎头山（文化局宿舍所在地），找不到，回去了，第二天中午再来，还是找不到，想想不甘心，晚上下定决心三上虎头山，总算是问到了。你的执着令人感动，可你的拙笨也显而易见哦。虎头山是文化局宿舍区，总共十几栋楼，打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家并不太难。再说，丘、杨二位老师都住这里，杨城老师家就在我家顶上，你请他们带你上来或给个详细线路也行啊。再不行，你也可以叫上参会的其他文友一起来。这件小事，显示出来的是你社交应变能力的欠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功课，甚至是只能够自己去悟而不能由谁传授的。然而，一个人要想在这社会上混得开，应变能力又是不可或缺的。我在这方面已经是很笨的了，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但比起你来好像还好点。当时，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由暗暗为你担忧，我预见到你的前程将比我更坎坷。但在这方面，我是无法指点你的，无论言传还是身教，我自知都不足为师，只好在现实中尽可能帮帮你。
　　1990年我让笋锋托老乡介绍你进合资厂打工。因你家处偏僻乡村，拍电报怕不能保证你赶在招工之日到来，笋锋亲自跑到你村里带你出来。你带来一麻袋花生，说是送我的，行李却带得极少，被席、饭盆、衣架等生活必需都没带，我只好叫笋锋带你到商场购买，一些家里有的小东西，比如肥皂、衣架之类，就直接从家里拿。第二天，已在那间厂里打工的飘然（笋锋的妹妹），把你带到厂人事部那位老乡跟前，让你去面试。如此应聘，本应万无一失了。你可好，回答了人家几句例行公事的问话，人家叫你等一下，你就以为完事大吉，不等进入下一个程序，就擅自跑开回到我家，害得笋锋又找那老乡说了许多好话，才得以让你再次面试……如此好事多磨，并非一句“缺乏社会经验”了得。回头再说你送来的那袋花生，说是晒干的，我也就不急着去处置，哪知过了几天，麻袋被老鼠咬破两个洞，周边散落的却不尽是花生壳，打开麻袋一看，哎呀，竟有腐烂的肉食！后来问你才知道，笋锋去你家接你，你父母宰了一只鹅款待他，你母亲特意留起了两个鹅腿，包好放在麻袋里，让你带来给我和小孩吃，你交麻袋时却只说是花生，没说有熟食……这让我感动而又感慨。你和你的父母，是多么朴实、热诚！我早该想到的，你们会把拿得出的好东西偷偷塞给我却不说出来，而我太粗心疏忽了。
　　一个人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交际能力也许是催化剂，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内在实力。你尽管不够机灵，毕竟肯努力，真正投入去做，终也熬出了头。你跳出厂区，到了《现代生活报》当编辑，个人感情也有了着落，工作、生活都有奔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惠州经济腾飞，各种官办、民办报刊春笋般应运而生，除《现代生活报》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惠州晚报》、《大亚湾报》、《大亚湾开发报》、《大惠州》、《企业形象报》、《惠州广播电视报》等，你先后在其中三家报社当过记者、编辑。
　　看到你当上编辑，继而成家立业，走上以文为生的道路，我由衷地高兴。因为，你是在艰难困苦中凭自己的实力奋斗出来的，而且，你和我一样，都是不擅交际、老实巴交的人。说实在的，你没有我那么孤僻古怪，但也没有我那么理智敏锐，所以你比我更难出头。我能为你成功突围助一臂之力，真的与我自己取得成功一样高兴。
　　应该说，你比我知道报恩。你当报纸编辑期间，文化局创作室已转向戏剧创作，我个人的文学创作也陷入困境。为了坚持，不让自己以及身边的文友因失去园地而疏懒，我发起组织了“三九文学沙龙”，主要成员有白风、冬荒、南木、阿樱等。沙龙每月一期，成员轮流当主持，每个成员都要按时交作品，聚会时集中进行讨论。为了交沙龙作业，我那个时期写了一些短小文章。这些小稿，陆续被你选用于报纸副刊，其中就有那篇轰动一时的《读〈恐惧〉的恐惧》。梁晓声发表《尽管我们不相识——致李勤公开信》之后，你除了全文转载，还特约李靖国和丘金贝这两位有名望的前辈领导写稿进行评议。你的报恩并不局限于我本人，还惠及下一代。我女儿游子在机关幼儿园读学前班时，进市群艺馆美术培训班学国画，第一幅比较像样的国画习作《荷》，你就拿去发表在《现代生活报》文艺副刊上，还配上游子的照片和简介，给了她一个梦幻般的开始，以后还陆续发表她几幅画，游子八岁时写了小诗《有》，你也很快就安排发表，还请丘金贝副局长为她写了短评。可以说，游子从小就星光闪闪，与你的力捧不无关系。
　　与我内心感恩而不予言表不同，你一有机会就向人宣扬我的“功德”，还不止一次撰文发表。1997年在《现代生活报》发表《惠州名作家印象之一——李勤永远的老师》，1999年在《惠州广播电视报》发表《痛苦的成长还是美丽——记我市青年女作家李勤》。二十一世纪开始，你就脱离报业，转向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但你还没有淡忘我这个文学路上的引路人。2007年8月，久疏笔墨的你在惠州文学论坛上发表《往事不会如烟》，完整记叙了我们的交往，将我对你的帮助涓滴不漏地详加描述，在惠州文学论坛上掀起一波“感恩•报恩”的讨论。正是你这个帖子，激发我动了写写恩师的念头，这才有了《一路走来恩师远去》这篇一万余字的散文。追究起来，目前我手头正写着的这长篇散文《脚窝里的风景》的雏形，就是在《一路走来恩师远去》这个基础上孕育的。这部长篇散文若能成书，还真要谢谢你呢。
　　然而，你的文学创作，却并没有因环境条件的改善而更进一步。相反的，你自从当了报纸编辑之后，就基本停笔了，此后写的，几乎都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诚然，《往事不会如烟》在惠州文学论坛引起关于放弃文学理想是否还能说报恩的讨论时，你给出这样一个说法：“有人说，我对李老师的最好报答就是写出好作品，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李老师在我人生中的核心价值不是文学，而是她的可贵人格！在文学上影响我的则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教我作文要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而胡适则教我独立思考，不愚忠。如果文学就是人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话，那么，李老师的人学比她的文学要突出得多。李老师的人格魅力将影响我的一生，那就是：淡泊、善良、真诚、热心！”
　　子明，你或许不知道，看到你这段话，我是多么无奈和失望。虽然你给予我很高赞誉，但我惟有苦笑。你这段话的逻辑问题，暂且不论了，观点的对错，也不计较了。我只告诉你：“对编辑老师的最好报答，就是写出好作品。”正是我本人的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文学青年对恩师们的报答，就是好好做人，好好写作。我相信，他们看到我成为好作家、好编辑时的欣慰和满足，远胜于我给他们送烟送酒送红包。
　　你较好地保持了善良淳朴的本质，至今都没有走旁门左道，没有昧着良心去挣不干净的钱。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你离开报社转投企业，十余年换了不知多少家公司，还试过几家累个半死却始终没拿到半点工资的。这些年我渐渐掌握了规律，如果一年半载你销声匿迹，那就是你又失业了，而工作相对稳定、境况较好时，你就会打个电话来问候，或逢年过节提着礼品来探望。我曾问过你，为什么境况不好就连个电话都不打？你说是怕我担忧。可是，你音讯全无，我就不担忧吗？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大步流星也好，磕磕碰碰也罢，只要不趴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你虽然时运不济，颇多波折，却也挺了过来。你最近的一个电话，说的是到一个集团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当经理，待遇不错，家里也有了积蓄……听到你这样的消息，我感到宽慰。宽慰的同时，却又不可抑止地兴起叹息——如果我能听到你说，又重新拿起笔再度开始写作了，该多好！
　　你在惠州文学论坛上就放弃文学理想的质疑作出回答：“我曾经也很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艺术因素占主导还是政治因素占主导？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提炼，但提炼后的主题能否允许真实地去拷问生活的真相？或追问问题发生的根源？我因为知道了问题的根源而不能用文学的功能去表达它，所以我像《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老作家张杨一样放弃文学——当然，我和张杨无法比，但个性是一样的。”
　　翁松寿，我在论坛上没有对你的观点多加非议，但在这里还是要说说。张扬如何姑且不论，我只针对你而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无论如何，现今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压抑，绝对不是最严重的。平心而论，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创作自由不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反而不能写作了呢？或许你说的是，这个社会太浮躁，恶俗泛滥，文学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潜心搞纯文学创作了。再或者，你是说如今严肃认真搞创作的，都难以有立足之地……但是，你看看，眼前的我不就是现成的活证吗？我至今都保持着独特个性，走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坚持我笔写我心，从不写违心的东西，为人处世也不随波逐流，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坚持原则并不一定要撞得头破血流，坚持理想也不一定会熬个油尽灯灭。正是因为社会不尽完美，文学才有存在的意义！你既尊我为恩师，怎么就不学学我呢？你说知道了问题的根源而不能用文学的功能去表达。我要说，你未必知道，或者是自以为知道，实际上是盲人摸象。我还想说，如果你真知道了，就更不能放弃！无法用文学形式去表达，那是你功夫未到，你应该穷尽心力去写，力争把想表达的表达出来。试想想，你以前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写作，现在条件改善了，能力增强了，反而自我放弃，这是多么令人痛惜啊。
　　当然，生存是首要的。我不会主张你喝着西北风写作，但请你记住，我对你的最大期望是——在过好日子的前提下，有朝一日回归文学路，用手中笔为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生存的人们呐喊，做一个有担当的好作家。
　　

李勤

云索 发表于 2021-8-7 11:17
哪些人生哲理来判断  应为那些
你《往事不会如烟》记载的事情  你后要加在 第二个书名号后应加“中”

谢谢云索。

哪些人生哲理的哪些确实应该是那些。即改。这是翁松寿原文中的句子，怪我没认真审核。

《往事不会如烟》记载的事情这句，“中”可加可不加。就不加了。

云索

哪些人生哲理来判断  应为那些
你《往事不会如烟》记载的事情  你后要加在 第二个书名号后应加“中”

李勤

校毕。
改子明为翁松寿。

李勤

望江南 发表于 2014-7-29 13:56
有才华的子明和文学渐行渐远,真是可惜."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李老师的话真是语重心长.有追求,人生才充实,有 ...

谢谢江南兄。
子明曾称我为永远的老师。我得说：生活才是永远的老师。

望江南

有才华的子明和文学渐行渐远,真是可惜."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李老师的话真是语重心长.有追求,人生才充实,有追求,生活才不空虚.

林玉华

李勤 发表于 2014-4-12 23:06
不要这么偏激。
文学是一门艺术，也未尝不能作为谋生手段。

嗯。艺术家也要先吃饭穿衣。物质是基础。

李勤

林玉华 发表于 2014-4-11 23:09
班门弄斧一下：我认为文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个人活着，总得发出自己的声音，总要留下点印迹。生命 ...

不要这么偏激。
文学是一门艺术，也未尝不能作为谋生手段。

林玉华

班门弄斧一下：我认为文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个人活着，总得发出自己的声音，总要留下点印迹。生命的表达形式有很多种，文学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把文学的功用夸大了神化了，现在又把它边缘化淡漠化了。
不过，如果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和进身之阶，那就不要玷污“文学”的名字了！

李勤

当然，生存是首要的。我不会主张你喝着西北风写作，但请你记住，我对你的最大期望是——在过好日子的前提下，有朝一日回归文学路，用手中笔为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生存的人们呐喊，做一个有担当的好作家。
我说说对上面的话的一些看法。其实在我看来，生存条件变好了的人，对社会底层挣扎着生存的人可能会渐渐冷漠。这就是艺术有它的瞬时性和永恒性的原因。如果不是及时写下灵魂的思考，不是及时写下血泪的歌哭，那么很多东西将被时间残酷的清洗掉。人总是本能的想要去回避一些什么的，特别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李老师对子明的期待，我可以理解，但是至于实际是怎样，那就真的不好说了。
对文学的放弃，也就是对自身灵魂的一些部分的放弃。也许不好说是背叛，但至少变了就是变了。
假如我是子明，我会怎样？难说我也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但是，我的工作性质可以保证我对文学的痴爱。原因有我从事的工作环境很宁静，而且几乎是天天和文学打交道，另外也有时间来学习和写作。虽然自己在文学之路上也有太多怠惰，但是我可以说是以身探线，是切切的尝试了现实的方方面面，再来对照李老师的文章，很多东西自己已经明了。
不管如何，李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是文学路上真正的坚守者，这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云索 发表于 2012-1-17 22:15

岁月尘封感觉，生活打磨棱角，一切都会随着年事渐长而变化。
文学是个拾取记忆、唤醒感觉的载体，善用之而为自己及其他的人生润色加油，足以为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