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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勤 于 2011-12-10 15:35 编辑
43
雨夜。
弯月还挂在天上,轻云遮着,朦胧一片。
有一种人行走于天堂与人间,脸上的笑可以透析黑暗。
有幸告诉你,我就见过这种人,这种笑。
44
叶维扬主任,你是我铭记于心的又一位恩师。
对我来说,你是我改变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我不一定能调入惠州,不会那么顺利地踏上文学创作的坦途。
叶主任,你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最初是以组织形式进行的,世事懵懂的我只记着《东江涛》编辑部,而不辨具体人。
那是在1984年,海陆丰刚刚由汕头地区划归惠阳地区。我听夏宇说惠阳地区有个文学期刊叫《东江涛》,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东江涛》投了几篇散文稿,并附寄了我编印的《萤光》,不久就收到编辑老师热情鼓励的回信(好几位编辑老师来信点评过我的习作,因为都没见过面,也没特别记住谁或谁,脑子里只有“编辑老师”这个概念)。《东江涛》春季号刊发了我的散文《花之泪》,还配发了署名亚韭的评论。随文配发评论,这还是第一次!此后,《东江涛》每期都刊登我个人的作品,也陆续选登萤光文学社成员的作品。
1984年的我,在甲子不再形单影只,已经成了一个文学社团的带头人。按说,日子应该好过些了,但其实不然。我那时住的是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子下陷半层,窗子下端与外面一片空地持平,因外面小孩要么用铁丝从屋子里往外勾东西,要么就是往屋子里扔沙石甚至粪便,我只好常年紧闭窗户,于是屋里阴暗潮湿。由于潮湿,我经常得把堆在墙上和床上的书取出来摆到门口晾晒……阳光晴好的某天,我照例摊晒书刊。突然有个小孩跑来对我说,有人偷拿了我的书,并带我到我窗外的空地上,指着一堆土坯上的一包衣服说:“就藏在那衣服下面。”爱书如命的我不假思索,伸手就去揭那衣服,殊不料旁边正在樁土坯的一个男青年当胸一拳,砸得我踉跄倒退几步,这时我才听到闷雷似的一声:“为什么碰我的衣服!”这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这句话更让我憋气——理亏在我!而那小孩,却在一旁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地闹腾开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
而在大环境方面,那时社会上正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甲子镇文化站负责人(以前引我进文学圈的占同志不知何故被裁了)对《萤光》视为异类,格格不入,有人正运用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搜集萤光文学社作品中消极、灰暗的片言只语,甚至听说镇里的宣传委员手里的“黑名单”上就有我,随时都有可能整到我。我的父母也忧心忡忡,明确表示不赞成我搞文学社。忧郁和焦虑,加剧了我的神经官能症,身高1.63米的我,体重只有40公斤,瘦弱得好像一株四级风就能卷走的枯竹。
就在这个时候,你到我那小屋子看我来了。得知有人要把《萤光》划入“清除”之列的事,你明确表态:“不能这样乱搞!”你交代那位文化站负责人,要跟镇宣传委员反映,地区文化处对《萤光》是大力扶持的,到了县里又跟县文化局长打了招呼,要县文化局支持我们……这一来,我们才得以挺起腰来,再接再厉的于1985年把《萤光》由油印季刊改为铅印小报,每期印数达一万份。
这一次见面,你几乎没给我留下印象,我只记得地区文化处领导和《东江涛》编辑部老师来看我了。后来,编辑部为萤光文学社安排了惠州行与“惠州青年之家文学组”联欢;为我推荐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到《作品》,等等,都是以编辑部的名义进行的。那时,编辑部丘金贝、杨城、黄洁端等几位老师,都多次给我写过信,对我悉心指导,我也把你们混为一谈、不分彼此。
直到1985年暑假,我收到《东江涛》编辑部新丰江笔会的通知,这通知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印的,特别的是抬头处有一行钢笔字:“务请前来,有事相商。”署名叶维扬。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想了想才记起是来看过我的创作室主任。这简短的句子,令我敏感到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当时我正好又生着病,一路堵着鼻血到了新丰江。笔会第一天,你并没有跟我说什么。到了晚上,地区文化处处长兼文联主席覃作彬到我宿舍来,先是跟另一个小李聊天,聊着聊着,突然转而问我:“小李呀,到文化处来工作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又问:“就用聘请的方式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再答:“好。”覃处长可以说是我当时接触到的最大的官了,他一口四川普通话说得飞快而含糊,我听着非常吃力,所以整个谈话我只说了三个“好”字,急出满头大汗。但总算听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将到文化处工作!第二天,你和丘老师才跟我详细说起此事。现在回头想来,才感叹你们这些前辈的组织纪律性有多强!原来你看望过我之后,觉察到我生存处境太恶劣,回到文化处就决心要“拯救”我。因为我是教师,过线调动极难,考虑到我是民办编制,才想用聘请这个方式。当时我兴奋非常,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编制和待遇。但你从谈话中了解到,我的工龄是从当知青时算起的,而我那时正读华师大中文函授,再有一年毕业就可以转正了,就提醒我应该争取正式调动,不要草率接受聘用这种方式。我傻乎乎地表示,只要能到编辑部工作,怎么简单就怎么办,丢掉工龄不足惜。你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工龄是关系到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不能轻易放弃。要是三几年还不要紧,十年以上的工龄,丢掉就太可惜了。”
商议之后,你让我回去继续教书,耐心等待转机出现。
当时,我调动的关卡在于编制。地区文化处是政府机关,只有干部才可以调动。我在知青场时是国营农场编制,归线安排时,却全都改为集体编制,以民办教师的名义,享受公办教师待遇(包括工龄)……如果我是公办教师,就算干部编制,可以调入政府机关,但要等一年多后我函授毕业才可以转正。如果要尽快到编辑部工作,有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先转为国家合同工,然后借调进去。
为此,你亲自到陆丰,先后找县劳动局长和教育局长洽商,说明我是个有培养前途的文学人才,要求在年终招工时给我一个国家合同工的名额,为我进入编辑部工作搭个桥。县劳动局和教育局都表示支持,应允了。但事到临头,那名额还未发下,就被抢光了。后来你多次前往交涉,鼓励我不要放弃。最后,我的朋友岳青和方芳多方设法,找到县长特批了一个名额给我,才让我在第二年春天成为合同工,也终于得以办理调动手续。
调动手续是1986年春天办的,我却是在1985年底就到惠阳地区文化处创作室,开始了编辑工作。当时我也搞不清状况。大概是在11月吧,正在焦急等待合同工指标办理调动手续的我,接到你的信,说让我先去上班,以后再补办手续。过不了多久,文化处领导来了一趟甲子,我还跟着去了甲东麒麟山,然后带着一点简单被席衣物随车去惠州。
你和丘金贝老师带我到后所街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说以后《荔风》编辑部(这时《东江涛》已改版为《荔风》,全国公开发行)就在这儿办公,其中一间房子给我当宿舍,厨房、卫生间当然也归我使用——但直到我搬离此处,《荔风》编辑部都在创作室里办公,这套三房一厅的居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你们想破脑壳才想出来解决我住宿问题的点子。然后,你和丘老师亲自带着我上街,到日杂店里购买木板床、桌子、椅子等,并运回宿舍。当我看到肥胖的你气喘吁吁地做着这些事时,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连说我自己来自己来,你憨厚地说:“不要紧。这些大件的,你一个人搬不动,我们帮你弄好,那些细小的,你就自己弄吧。”丘老师告诉我,这是你特别为我争取的福利——别人调动来的,都是有家有业的,单位从不配置家具。
就这样,我当起了编辑。未办理任何手续,没名没份,由文化处发临时工资。我并未感觉不妥,干得欢天喜地。但没多久,原来合并的地区文化处和文联分开了,原来的处长兼主席覃作彬改任文联主席,文化处长由原来一位副处长升任。《荔风》由于编辑人员都属于创作室,留在了文化处。而新处长主政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人员调整,对我触动较大的,是你调离创作室,改任艺术科科长;还有,《荔风》编辑黄洁端老师被调到下属单位群艺馆去了,我也被责令搬出那三房一厅,搬到虎头山单身宿舍去。这个时候,我还是个“黑户”呢。我一下惊慌失措了,深恐被新班子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去。这时,你看出了我的惶恐不安,及时给我吃安心丸,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只要老老实实做好工作就行了,一切会都好起来的。”果然,我不理世事埋头工作,随着我在创作上出成绩,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省作协领导对我赞赏有加,也就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这时,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等我得到合同工指标办妥调动手续,就急急忙忙地叫我来上班了。你是知道了文化处和文联要“分家”,怕新处长不认前任处长拍板定下的账,才赶在覃处长任内将我“借调”进来,这就叫“生米煮成熟饭”啊!
你是紫金人,讲一口客家普通话,胖胖的,在我印象中总是笑阿弥似的,给我的直觉非常憨厚。不过,你这个厚道人有时也会耍点小小花招,那种狡黠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到的。记得那次省作协几位领导来惠州,地委宣传部在汤泉设宴招待。那时我刚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省作协领导可以说是为着祝贺惠阳地区出现我这颗希望之星而来的,所以我也被指定参加宴会。你先是带我去拜访宣传部长,然后和地委书记朱友植同车去汤泉。酒席开了两台,地委领导和省作协领导一台,我跟你和丘老师等人在另一台。我是天生酒精过敏,但你说:“今天小李无论如何也得过那一台去敬酒!”不能喝酒却非得敬酒,怎么办?你发现当天喝的是白酒,便悄悄叫过服务员,事先给我一小杯凉开水。到了该我敬酒时,你和丘老师陪着我过去,连敬酒词也是你替我说的,说完就让我“先饮为敬”,我的任务就是把那小杯凉开水喝了。等领导们说要回敬时,你连忙挡住,说:“小李就这么一点酒量,多一滴都不行!”因为你是行内有名的老实人,领导们也就深信不疑。后来我参加省里的笔会,当时受过我敬酒的一位省作协领导在聚餐时翻旧账,说记得我酒量不错,一杯白酒一口就喝下了,非要再跟我喝过不可,我只好坦白交代说出作弊的情由。哈,有些没听说过这段子的省作协老领导,至今都还记得我很有酒量呢。
地区文化处是在被称为“上院”中的一排平房上班的,各科室之间经常串门走动。我虽然性格内向不喜欢串门,却也能耳闻目睹同事们的一些趣事。其中,你是个能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人。你人长得矮胖,戴着像啤酒瓶底似的厚镜片的近视眼镜,行动较迟缓,我每次看到你却总像是在跑步似的,一边急急忙忙地赶路,一边喘兮兮地嚷着:“唔忙!唔忙!”同事们常会哈哈大笑地说你“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一拍”。你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跟同事下起象棋来,却非常较真,高声大喉地争执,甚至拿着棋子跨椅钻桌地从一个科室追逐到另一科室,逗得全局上下笑翻了天。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我感到很快乐。
没想到平地又起风波。因为《荔风》归属创作室,而创作室按全国惯例是以戏剧创作为主的。新处长是个颇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突发奇思创立新剧种“东江戏”,并力捧出了一位女导演。接着,又想把我培养成女编剧,要送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剧班学习。天啊,这真叫想起一出是一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人家那编剧班招的学员都是各省崭露头角的剧作家,我一个从未染指过戏剧创作的人进这个班,不正如该上幼儿园的上了大学吗?何况我天生就讨厌戏剧,一听到“咿咿呀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当时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按照我的性格,我是要犯上抗命的。因为,这一去,不仅仅是要把一年时间交给戏剧,更严重的是此后的创作该如何定向?我自知心胸狭窄,容不下太多心思,我无法一心两用,同时兼顾文学和戏剧的创作。从事文学创作是我的理想,不能放弃;但是,单位如此大下血本送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深造戏剧编剧,学业结束我就算是科班出身的了,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不把心思放在戏剧创作上啊。既然我确定自己无法两全,那么,要我为戏剧而牺牲文学,我倒不如不来这创作室呢!
叶主任,这时你叫上丘老师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你告诉我,已经跟处长反映过我自幼不喜欢戏剧而痴心文学的情况,但处长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他看中的就是我的文学功底,只要我把这功力用在戏剧创作上,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剧作家。我发着犟,闷声不响。你许是看出我内心里已经走向极端,便意味深长地劝我“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跟我细析利弊,叫我不要硬顶,而要灵活处理,先服从组织安排去学习,到了北京要学什么是自己的事,说不定一年之后,事情又有了转机也说不定呢……虽然你和丘老师没把话说白说透,但我心里总算开了一丝丝的窍,终于答应前往北京学习了。果不其然,1988年夏天我学业结束时,已经人事皆非了——地区改市,文化处改为文化局,连局长也换了人!回惠那天,我正拉着行李车走在回家路上,就碰上新局长。新局长一开口就说:“回来了就好,你愿意编剧就编剧,愿意当编辑就当编辑,我不会因为你学了一年编剧就勉强你一定要当编剧!”哈哈,我开心之余,甭提有多佩服你了,简直是疑为天人能掐会算了!我想到了“人情练达皆文章”这句话,更庆幸有你这样的良师点拨,才不致在人生旅途中碰得头破血流。
而叶主任你,在我还在北京学习期间,身体就每况愈下,先是视力突降几近失明,后被检查出肝有问题。我在北京收到你的信,说是视网膜脱落,看不清字,没法及时给我回信。那封信啊,字写得平时的大许多。我看得出,你的视力差到了什么程度。我只好也用大大个的字告诉你,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请你安心养病,不必回信了。我回来后,你视力稍有恢复,只是肝脏的毛病不见好转,但你还是坚持工作,依旧乐呵呵的笑口常开。
叶主任,你未能熬到新世纪,于1997年病逝了。你去世前一年,还有新的剧作问世。你最后一个剧本,刚好是我经手编发的。虽然我不肯转投戏剧,但惠州市文化局几任领导变更下来,最后还是勒令创作室“改邪归正”主攻戏剧,我也不得不改任《惠州戏剧》副主编(最后实在没法,我主动申请调离创作室,到图书馆工作)。那时你身体已经很差,可对剧本还是非常认真,提交讨论、听取意见、修改,哪一个环节都不肯马虎。我那时有电脑,就主动提出替你打字。你再三道谢,拿了打印稿到处征求意见,根据意见仔细琢磨之后再修改,改了再拿给我输进电脑。你年纪大身体差,本来可以打个电话叫我去拿的,但你总是亲自送稿来,几层楼跑上跑下,累得气喘吁吁的,我给你端上茶,你却从来不喝……后来,我发现在集体聚餐时,你都不怎么参加,实在不能推脱的,就特备另外一双筷子夹菜,原来你是怕将病菌传染给别人。
叶主任,你是缘何从事戏剧创作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你几十年如一日,终生兢兢业业,笔耕不辍,为东江地区的文艺繁荣尽心尽力。你其实成名已久,但一向低调、从不炫耀。我直到参加你的追悼会,才从悼词中得知你的辉煌成就——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你编剧的花朝戏《苏丹》,就红火一时(你苛菲的笔名就此叫响),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并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此等殊荣,整个东江地区无人能出其右,但你并不以此倨傲。在我参与的戏剧创作会议中,从未见你指手画脚地批评别人,你总是那么谦和,娓娓而谈。真的,除了下棋,我从未见过你与人家争执。
1984年刚见面时,你就已经是创作室主任,正科级,可直到1997年去世,你还是正科级,一点都没有晋升。而远的不说,我在创作室十五年间,就亲眼见证了连续三位创作室主任升任副局长……
你是东江地区第一位“作品上京”的剧作家,而且长期坚持创作,硕果累累,也扶持、提携了不少文艺人才,自己却未曾出版过一本作品集!
叶主任,你留在我脑海里的,是那一脸明朗的笑。记着你的笑,即使在没有星月没有灯盏的深夜,我眼前也不是完全的黑暗。
你是真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了。其实,这未尝不是好事。虽然对你的家属来说,是一种亏欠,但历史不会磨灭,人的良知不会混淆。你的谦逊和敦厚,掩不住你丹心碧血的光辉,抹不掉你在惠州文艺界的历史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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