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 你在·赵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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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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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1-1-27 16:37:27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17

　　
　　冬天，是故事的温床。
　　一个草垛，或许就是一个暖窝。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大草垛，以及草垛的故事。
　　但我记得稻草棚。晒干的稻草，一捆捆抛上棚架，颤颤地叠成我们的金字塔。
　　这样的金字塔，不高大不结实，但棚下拴着的几只牛，仰头就找得着温饱。
　　我想，如今我也该搭一个草棚，不养牛，只图自个儿好生咀嚼。
　　你别光顾捂着嘴笑，得空也来添添料哦。
　　
　　
　　

18

　　
　　　　
　　请让我好好写下你的姓名——赵澄卓。
　　那年代流行的尊称是同志，不像现在时兴称老师、先生，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叫你“赵同志”，现在也还是沿用这个称呼吧。
　　赵同志，你是第一个正式指导我写作的人。虽然我口头上没说，心里却一直尊你为我写作的启蒙老师。
　　应该是在1978年的某一天，下午出工前，你来到我的宿舍，询问我的写作情况。你说，听人说我几年来都在坚持业余创作，想看看我的作品。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我认得你。你是场部资料员，年纪与我父母不相上下，个子比我还矮小，是个左撇子，连自行车链盘和车铃都是反着装的。我还知道，你是陆丰县当时仅有的两个省作协会员之一。在我心目中，省作协会员可是无比尊荣的称号。你的垂询，令我受宠若惊。说实话，我那个时期的写作练习，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写的都是些给朋友们看的东西，均属牢骚之作，压根就没想到要摆上台面。我非常珍惜这向你请教的机会，很想拿出习作呈交于你。但是，我拿什么给你看呢？那些牢骚之作，是见不得光的！我急得满头大汗，手足无措。
　　此时你展示了长者的宽厚。你没有丝毫的不悦，温和地笑着，转而问起我平时看些什么书，喜欢哪种体裁等等。于是，我对你透露了隐藏已久的雄心壮志——用十年的业余时间，写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你还是笑着，告诉我，志存高远是好事，但写作要循序渐进，写长篇小说要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而构思故事和编排情节，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写作练习，一个从未写过其它体裁的人，一开始就扎进长篇小说去是不明智的，花上十年八年写上一大堆，到头来要是不成功，岂不是很冤枉？最好是从小短篇幅练起，练好了基本功，再写长篇……
　　由于你态度和蔼，言语朴实，我一下就听进去了，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答应过些天写点东西去向你请教。
　　我要出工了，你也就结束了谈话，叮嘱我写出作品来就去场部找你。那时，刚好场部从后龙转设在木坑，离食堂不远。
　　赵同志，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了解到我在练习写作的，也不知道你掌握的都是些什么情况。或许，你已经知道我是个孤僻的人，所以你不是叫人传话，而是亲自下来找我谈话。
　　你这一次探访，这一席谈话，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个转折点。
　　此前，虽然我早早确立了文学理想，立志当一个作家，却是纯属个人的事，是在暗地里进行的，自己冥思苦想，偷偷摸摸地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悄悄地在朋友间传阅。与你一席谈，我才恍然大悟般想到，写作要考虑到社会效应。一个作家，用心血创作的作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所以，下笔之前，要慎重考虑主题、题材，要注意是否有积极意义……
　　是的，自此开始，我无形中就有了“公开发表”的意识。虽然我还以野草自命，不屑于充任当局宣传机构的传声筒，但却认真思考了写作动机的问题，认识到不能为泄私愤、发牢骚或表达儿女私情而写，应该在忠实于自己思想的基础上，写出可以合法生存的作品。当时的政治氛围，已有所缓和，虽谈不上言论自由，却也不再是一片肃杀了。我应该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了。
　　一旦认真去写，才知道自己还没有入门，压根就不会写。
　　我煞费苦心写了两个星期，才写出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用那种有横线的的信笺抄好了，拿去给你看。然后，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又去听取你的意见。虽然你的宿舍就在食堂附近，走几十步就到，但由于我生性孤僻，这一小段距离却很难逾越。我每次去找你，都要拉上一个人作伴，而人家又不喜欢文学，我哪好意思老拉着人家去听这枯燥乏味的话题！
　　你为我指出了习作的不足，主要是故事情节太平淡松散，且缺乏合理性。你还说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比如，稿件要用三百格的标准稿纸抄写，不能为节省纸张而密密麻麻抄在信纸或白纸上，因为那样编辑会嫌麻烦而不认真看，也不好统计字数。你还告诉我，如果想在报纸上发表，最长不能超过三千字……
　　我把稿子拿回来修改，却总是不得要领，越改越没把握。新写吧，十天半月也憋不出一篇来。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写作有了怀疑。
　　我觉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生活。一到构思情节这骨节眼上，我阅历浅、接触面窄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为此，我曾考虑过，是否改变主攻目标，改写文学评论。因为，我性格上的孤僻局限了我的生活圈子，不外出走动，不主动接触人，甚至于禁锢自己的情感，这些都不利于生活积累。而我在辩论中显示出来的思辩能力，让我觉得如果搞评论的话，或许有所作为。但是，后来我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我想到了另一方面的条件——学识。我知道，搞文学评论，必须有丰厚的阅读面，有了丰富的知识，才可能具有精准的鉴赏能力。我细想自己活到二十来岁，总共读过多少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少得可怜！这不是我想补就补得回来的。两相对比，如果我要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还是搞创作比较可行。
　　于是，我坚持了下来，陆续写了几篇，并且都送去请你看。
　　你不厌其烦地为我评析。赵同志，其实你也不是很会说的人，但我能从你的话里，得知习作的缺陷所在。我之所以敢于多次登门拜访向你请教，主要就是因为你平实质朴，不会让我惊恐和紧张。我感觉得到你是在真诚指点我，没有故意横挑竖剔，也没有随意敷衍，你没有急于鼓励我而夸赞我有进步，更没有信口开河给我的写作画个美好前景。但我一次次拿回你不认可的稿件，却从不曾心灰意懒，只会想着怎么去修改，怎么再写新的。
　　后来，我调离了木坑，到胡椒队去了，也就少有机会去向你讨教了。但我还坚持经常练笔，主要练习写杂文和短小说。
　　1979年，我写出了属于“伤痕文学”范畴的短篇小说《教鞭之伤》，这是我那个时期写得最长的一篇，近万字。我找了个机会，送到你那里。这一篇，得到了你的肯定。你说，基本可以了，但还得改改。大概是看我不得要领，你让我把稿子留下，说看看能不能帮我改改，然后投出去试试。
　　啊，这真是太好了！倒不是因为你说可以投出去试试，而是你说基本可以了，而且愿意动手帮我修改！我看过你的手稿，十分方正的字体，通篇文字每一个都同样大小，同样端正。你的作品，多是反映现实生活、侧重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你擅长的，正是我短缺的。如果你动手为我改稿，将是最切实的示范。我相信可以从中琢磨出一点什么来。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最终没有等到我最想要的结果。我又一次去你那里坐时，你把稿子给回了我，说下不了笔。那段时间，知青场发生很大变化，不久就是知青大返城了，你们这些干部也面临重新安排。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多说。我本来就不擅言辞。
　　我想，也许是知青场的变动影响了你的心情，无法静下心来改稿。也许是我没有明确表态，你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替我改稿。也许是你真正下笔改时，发现两人的笔法大不相同，无从改起……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衷心感谢你。赵同志，相信你也感觉得到我的感激。
　　后来，陆丰良种场解散，知青归线安排，我回到家乡甲子教书，你到了县计委工作，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我写了东西，还会寄给你看看，你也照样给我提意见。
　　1982年，我开始在《汕头文艺》和《汕头日报》发表散文。记得那年暑假我和林苗去县城时，到县计委找过你，想向你报告发表作品的好消息。那天，你一见我，就大声说：“我看到了，看到你的文章了！刊物、报纸都看到了。”很快，你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登载着我那些文章的报刊，递给我。这一刻，我从你灿烂的笑容里，看到了为师者的欣慰。那是最纯粹最温暖的笑容。
　　赵同志，我敬重你。不仅仅因为你指导过我，更因为你端正的品行，对师道的维护。你引导我走向文坛，进入主流文学阵营，却不让我沾染文人的种种恶习，也让我远离那光怪陆离的丑恶。虽然你没教给我太多，也没替我搭桥铺路找捷径，甚至可以说相当保守相当迂腐，但你的保守迂腐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维护了作家这个称号的美好。很难想象，如果我接触的第一个作家是个急功近利者，或是热衷于交易擅长权术者，我是否还会终生走在文学路上。
　　我很庆幸，当我在文学之路起步之初，遇到的引路人是你，而不是别人。虽然我从练笔到发表作品，用了八年时间才跨越这道坎。但事实证明，“老实终久在”，踏踏实实打好基础，经历足够的磨砺，才能走得长远。
　　我到惠州工作后，还与你保持着书信联系。再后来，你退休后好像是回老家安度晚年了，也就失去了联系。但我相信，你一定会生活得很好、很滋润，因为你是好人。
　　赵同志，希望你能看到我这文章，祝愿你脸上的笑容还那么温暖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