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 你在·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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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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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1-3-5 16:38: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往事即使如烟，也会在某些人心头缭绕。
　　一再回眸、侧耳，深恐那不该错过的，在时间的漏斗滑落。
　　我庆幸，生活赐予我苦难的同时，教会了我感恩和珍惜。
　　让岁月滤去一切杂质，心底自一是片澄明。
　　漫无边际的淅淅沥沥，正如心底那无休无止的低语轻诉。在这样的日子，与你细说那美好的人和事，沐浴人性的光辉，真是惬意无限。

　　
　　文学这条路，我已跋涉三十多年。一路走来，有多少磨难自不必细数，而恩师们扶持的手，却在岁月的淘洗下，愈加晶莹。
　　说到恩师，自然而然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林力中老师。
　　林老师，我并非你的学生。虽然你是陆丰县最具盛名的龙山中学最老资格的一批教师，还是颇有名气的文艺界前辈，桃李满天下，但我生长于偏僻的甲东半岛，无缘成为你门下弟子。我之所以认识你，是因为你是林苗的父亲。
　　我对你，应该是先有理论认识然后才有感性认识的，由间接到直接。
　　最初，我是由林苗的小提琴和竹编扇子知道她有一个艺术家父亲的，但那时候大家都不大讲这些。直到有一天，我和林苗合作修整一道田埂，便有机会多聊几句。当林苗说起她小学五年级曾辍学一个学期时，我脱口而出说我也是。记不清是谁先说出来的，辍学的原因是父亲坐牢，而我们的父母都是教师！我依稀记得，林苗说你的主要罪名，是设计的文艺演出道具出了问题，被指控为反党反革命（这种罪名，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人士最常见的，舞文弄墨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抓进去）。哦，当时这么一说，彼此之间就有了一种认同和信任，一切尽在不言中。在那个年代，十五六岁的我们可不是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无忧无虑，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家庭成分栏里填着“革命干部”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内心里都藏着警惕和戒备，父辈当黑帮、牛鬼蛇神被揪斗或羁押等经历，只会深埋于心。林苗的父亲林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和我父亲还是“难友”。我记住了这一点。
　　当时的我，有着一般“可教育好的子女”共同的警惕和戒备，更因自幼在海岛渔村长大，目睹太多的家庭暴力和婚姻不幸，加上自己不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对家庭、家长近乎恐惧。在那容易偏激的年龄，我认定所有的家庭都是家长专制的牢笼，所有的男性家长都是暴君。
　　由于我父母在偏远的甲东半岛教书，在知青场的那六年，我在客观上便有理由一年半载才回一次家，后来更是连续三年都不回家过年。场里的知青大部分是县城来的，我去过一些场友家作客。其中，只有你家让我待得舒服，成为我最喜欢去的一个落脚点，以至于林苗上大学、工作不在家了，我还是一到县城必到你家并吃住在那里。我称那是我第二个家。说实话，那是我在那个时期欣赏并乐于待着的惟一的家庭！之所以如此，我想关键就在于你这个男主人不令我感到恐惧。
　　林老师，从林苗的口中，我得知你毕业于香港南国动画艺术学院，解放前怀揣一腔热血，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加入粤赣湘边纵支队文工队，解放后转业到陆丰县龙山中学当了老师，并在县文化馆业余辅导音乐、美术，还兼着陆丰皮影剧团的导演，曾出访过东南亚不少国家。长到十几岁，我还没见过艺术家呢，只从小说中知道艺术家都是个性张扬、言语夸张的浪漫人儿。说实话，第一次到你家时，我是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并不像想象中的艺术家那样留着长发或大胡子，衣服也没有五彩缤纷，更没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你很平常，话语不多，甚至于我现在怎么回忆也想不起你那时喜欢谈论什么话题，但印象中却绝不是沉默寡言的那种。我印象深刻的是你说话语速比较缓慢，这缓慢透着韧性和平稳，而不是柔弱纤细。
　　林老师，如果不是后来读到林苗的回忆文章，我绝对想不到你有过那么轰轰烈烈的传奇经历，却又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到你家走动时，你已经重返讲坛，但此前两年，你还是个黑户和失业者，每次居委会查户口都要把你带走关一晚上！为了维持生计，你带着儿女做手工，削“报仔”（渔网上的浮子）、编簚扇，还要挑着这些“报仔”走村串巷去叫卖……从你的神情话语中，我丝毫也觉察不到怨忿和哀愁，有的尽是浅浅的笑意，演绎着宠辱不惊的淡定。
　　细细回想，我曾见过你淘米洗菜，擦拭自行车，在水龙头下面安装垫有海绵的过滤笼子，归置旧报刊，摆弄盆栽……是的，我见到的只是生活状态中的你，而没见过处于工作或创作状态中的你是怎么样的。我想，你在创作状态中，也会有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的时候，就是在生活状态中，也会有幽默浪漫的时候。因为，我在林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在她小时候，你曾每晚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当她怕见生人时，你曾教她想象自己是小老虎，带她去影剧院看电影时，你这个影评家明明有固定座位，却把她藏在大衣下摆，假装要把她夹带进场，故意让查票的阿姨说：“林老师，你怎么有四条腿的？”来闹着玩……但你浪漫、幽默的侧面，我都无缘见识。我印象中的你，只是一个淡定、平和的长辈。
　　我到你家作客，你一般会说：“阿勤来了，这次能待多久？”这样的问话绝不会让我产生“逐客”的误会，而明白你是要更妥贴地安排“招待事宜”。你和林苗的母亲王老师，对我并没有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但我却确切地感到你们是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般对待。有一年我在知青场过春节，春节后，已上大学的林苗来看我，然后带我到家里玩，午餐桌上有鲜美的鸡肉。晓露告诉我，那只鸡是乡下亲戚春节前送来的，你们特意留到我来的时候才杀……
　　林老师，我这个孤僻成性的怪人，在你家待着却比在自己家里还自在。在你家里，我看不到剑拔弩张，看不到勾心斗角，看不到野蛮霸道。你和王老师相敬如宾，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对儿女一视同仁，没有丝毫重男轻女的倾向，对儿女既不动辄呵斥，也不娇宠放纵。在你家，我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和谐、温馨，而且，你家里没有丝毫铜臭味。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王老师这个女主人。王老师从好多方面来说与你恰成对比，却又相辅相成。王老师长得娇小玲珑，手脚麻利，思维清晰，语速很快，却一点也不罗嗦，没有一般女人的闲言碎语，和你一样达观、恬淡。当时物质匮乏，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但我直到现在才省起，那时候我老在你家里吃住，却从未想及伙食费之类问题！记得那时我到你家住下，会先说返程时间，王老师就叫林苗的弟弟提前去车站替我买车票，到时再叫他用自行车载我去坐车，真的是我一到就要劳动你们全家，但我从未觉察到你们有什么为难或厌烦。不，我并不是没心没肺、只闻饭香不知柴米贵的“马大哈”，由于自身穷酸，我对人家的物质恩惠本来是很敏感的。我在你们面前想不到这些，完全是因为你们家里的氛围，让我脱离了金钱观念和势利。
　　1980年陆丰县知青全部归线安排，我被安排到甲子初级中学教书。甲子虽说是我老家，但我自幼随父母在甲东生活，高中毕业后即到良种场当知青，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前面说过，青少年时期的我对家庭近乎恐惧。我任教的学校离父母家只有一条巷子的距离，但我每天除了回家挑一担食水、洗一趟衣服外，就只有吃饭，吃了饭就走。我感觉跟家里人或周围的人无法沟通，非常孤立、郁闷。而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怪人。时常有人到我父母面前投诉，或说我不与其打招呼，或是喊了我没有回应，哪怕是我过年过节没穿新衣服……知己朋友说，甲子不是我待的地方，长期待下去非疯掉或忧郁致死不可。
　　为了离开甲子，本来立志当野草的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但因种种原因临考却病了。我带病提前两天到了县城，就住在紧邻考场的你家。我当时应该是感冒引发急性支气管炎，病势凶猛，咳得整个身体抽成一张激烈颤抖的弓，捱了一天，到了呼气吸气都撕裂肺腑般疼痛的地步。当时你家还住着另一位考生和她母亲。我看到那母女对我嫌恶的神态，明白是害怕受我传染，心想以我那种状态肯定是考不上的了，何必在此拖累别人呢？就跟你说我不考了，要回甲子。这时一向温和的你坚决地说：“不考可以，但不能回甲子，我们不会让你这样回去。你要治好了病才能回去。”看一眼那母女，你又说：“你放心住着，她是客人你也是客人。”你让王老师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我在县城的另一位好朋友岳青。岳青和他女朋友当天就来带我去医院，又是透视又是拍片地检查，跟医生说明了我第二天要参加高考，开了重药，并特约了一位护士每天到你家里来为我打针。于是，打了青霉素的我麻着半边脑袋走进了考场。每一场考试中间，都有监考老师给我递茶水并问我有没事能否坚持。过后，我才知道那是你逐一找到我每场考试的监考老师，跟他们说明我的病情要求特别照顾，因为你是龙山中学德高望重的前辈，那些监考老师都听你的招呼。林老师，你的细心关照让我感动，但更让我铭感于心的是你对我自尊心的维护。虽然最后我没考上，但考前因病撤回和带病考完试才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高考失败后，我死心塌地教起书来，业余时间依然写我的东西。1980年暑假，我将自己几年来的习作编成集子《野草荆棘》，一式复写五本，自己留了两本，送林苗和岳青各一本，也送了一本给林老师你。说不清，当时我为什么会在已送林苗一本的情况，再单独送一本给你。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吧。后来，恰恰就是这本小集子为我带来了转机。
　　某一天我照例回家吃饭，突然甲子文化站的詹同志到家里来找我，给我捎来一个卷成长筒的邮件。拆开来，是一本《陆丰文艺》和一本稿纸，还有一封信。占同志告诉我，这是《陆丰文艺》郑明标编辑让他转交我的，郑编辑还嘱咐他要把我引进甲子文学队伍去。我细看那信，郑编辑简略评点了我的《野草荆棘》，并叫我用稿纸抄好《闲话野草》寄给他。就是这位郑明标编辑，后来在《汕头文艺》编发了我的散文处女作。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融进了甲子业余作者圈子中，并逐渐成为活跃分子，进而组建了萤光文学社，创办社刊《萤光》，因《萤光》而引起惠阳地区文化处的重视，最后被调进文化处创作室……
　　林老师，我读了信才知道，是你拿着我那本《野草荆棘》向郑明标编辑推荐了我。而事前事后，你都不动声色，没有向我透露一点风声，似乎并没有做过什么一样。人们都以为《萤光》是我命运的敲门砖，殊不知实际上却是《野草荆棘》。这块砖虽然是我自己制造的，但挥动这砖帮我叩开文学殿堂大门的却是你。如果不是你的推荐，我不知道还得在荒漠中彷徨多久呢。
　　实际上，你对我的举荐并非仅此一次。
　　1984年冬天里的某一天，学校一位同事突然叫我去他家，说县里来人找我。来人是县司法局一位副局长和一位科长。我听了好一会才弄明白，他们是来动员我去一个叫什么法律调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当律师。毫无准备之下，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其实并不懂法律，口才也不好，从来没想过要当律师。但来人坚持说，他们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能够胜任律师这一角色，让我好好考虑，尽快给予答复。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整个甲子。因为我是个出了名“不会说话”的半哑巴，除了讲课，难得开口说话。这么一个人，县里却来招为律师！几乎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主张我赶快答应调动。我因各种考虑而迟迟未给县司法局答复，县司法局的同志又来了一次，还带了惠阳地区司法处的同志来，地区司法处那位同志回去后给我写来一封信，力陈从事司法工作的好处，说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素材，可以更好地写作，等等。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事是你促成的，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离开甲子、离开讲坛，是我的迫切愿望，在变更职业的同时变更居住地，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当律师，为需要帮助的无辜者呐喊、申张正义，也是我非常乐意的。然而，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虽然地区司法处的同志说，从事司法工作更有利于业余创作，但毕竟法律界于我是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是，国家法律不甚健全，律师辩护制度很不成熟，律师所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我的性格是极其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不懂拐弯，不擅变通，如果我在这个时期去当律师，很可能会落得个吐血而死的下场……
　　虽然最后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没当成律师，但此事如一阵清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冲击，预示了我工作变动的可能性。此后不久，惠阳地区的《东江涛》编辑部就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我是在隔了好久以后，才知道这又是你对我的举荐。原来，早在1983年，在陆丰还归属汕头地区的时候，汕头地区司法处来陆丰各条战线挖掘律师人才，你就通过县教育局长推荐了我，理由一是辩才出众（说来惭愧，我在社交应酬时是哑巴，在正式辩论时却是常胜将军），二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林老师，我和你直接对话并不多，也未曾在你面前显露过辩才，你应该是从林苗等人间接了解到的吧。你本身就疾恶如仇，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看不惯人家造假，你喝了茅台酒，可以卖几块钱的酒瓶，宁愿砸碎也不卖给收破烂的。汕头地区司法处的人当时就到甲子教办洽商，因我是集体编制无法招收而作罢，但给县司法局留了话，因此当县司法局要组建律师队伍时，又想到了我。
　　林老师，你这是用行动活现了什么叫润物无声、大公无私！你是陆丰县教育界、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县里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上都有你的学生，但你从未为儿女找人情开后门。就拿林苗来说吧，她自小体弱多病，如果你愿意出面找人说说，她是可以留城工作的，但你没有任何动作，让她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到陆丰良种场战天斗地去，当时的场长也是你熟人，只要你给他递个话，就可以给林苗安排一个轻松的活计，也不致累出腰肌劳损这么个病来。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你亲自骑自行车给林苗送来课本等复习资料，却并没有替她请假回家复习，或找个厉害的老师为她作辅导……
　　林老师，我之所以将你视为我的第一位恩师，是因为，当我这棵野草还在坚冰似的土层下挣扎时，是你发现了我，并想方设法为我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世人都喜欢锦上添花、趋炎附势，而谁能像你这样雪中送炭呢？更殊为可贵的是，你是在我并未求助，而你也从无许诺的情况下，默默做了这一切的。你是出于公心，为国家荐才，而并非因为我是你女儿的好友。你这样做，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根本就不图报。不要说报答，就连感谢的话，我也没机会说！而深究起来，你对我的意义，还在于你作为家长表现出的豁达和明智，以致整个家庭充满温馨祥和，使我偏激、冷傲的心稍得温润，让我只是性格有点古怪，而不至于走上极端。你给我的这一份人生裨益，更让我受用无穷。
　　我到惠州工作不久，你就离休了。我回陆丰时曾去看过你几次，发现你身体情况不好，没过几年就听说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于2001年5月病逝了。林苗打电话通知了我并嘱我撰写挽联。压根就不通平仄、从未染指楹联的我，勉为其难写下：毕生耕耘，笑看坎坷化桃李；一朝驾鹤，幸有丹青伴芝兰。据说大家都认为是你生平的真实写照。但是我自己知道，真实并非如此！我强调了你乐观的一面，却刻意淡化了悲剧性。
　　林老师，你的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本该是安享天伦之乐后含笑九泉的。但我知道，你晚年心境并不开朗，活得并不快乐。为什么呢？你没有说。作为晚辈，我不敢也不便探究。但我确实是留意到，并暗自琢磨过。你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都能从容面对，怎么在较为轻松的社会大环境中反而郁郁寡欢呢？我想，一生不得志，岁月蹉跎泯灭了美好理想是你晚年忧郁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儿女虽都安居乐业，但无一继承你的理想成为美术家、音乐家，也令你深怀遗憾而不能言表。林老师，我深深明白，一个胸怀壮志、一心奉献人类的人，却在有为之年屡遭打击、未能大展身手，等到终于稍可自由发挥时，体力和精力都已不济，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事！
　　不过，林老师，林苗和我们谈及往事时，说到一些情况，令晚辈不由要埋怨你几句。命运待你本已苛薄，前大半生的苦难非个人意志可转移，自不必说了，但你不该在晚年得来不易的好日子里，不好好善待自己。林苗在2001年5月写的文章《父亲渐渐离我们而去》中有这么一段话——“你有三个错误：一是牙齿坏了不去修补，不能吃好多东西，营养不够；二是爱喝酒，喝太多，后来又因过敏，突然戒酒；三是懒，缺乏运动和锻炼，你看母亲本来是绝症，可由于乐观和运动，居然活到现在。”林老师，在这方面，王老师确实比你强。王老师在你病倒之前就患了绝症肺癌。当然，这对你又是一个重大打击。但是，王老师本人都能挺住，乐观面对哦。王老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动手术、做化疗，忍受着手术和化疗的痛苦，坚持康复锻炼，该吃就吃，该笑就笑，没事人似的照常生活，结果是，说是绝症却一次次打破了医生的预言。记得2002年夏天有一次我打电话去，王老师当时病势沉重，说话声音低沉沙哑得难以听清，但我秋天去看她时，她还是轻言浅笑、行动自如，其实此时她病得很重很重！王老师用乐观积极战胜病痛，为自己多争取了十年的生命，也感染了许多病友。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还有许多人每天等着她一起晨练。唉，林老师，要是你能天天跟王老师一起去晨练，相信不会走得那么早。
　　在你去世后，从林苗的追述中，有两个情节令我感慨万端。
　　一是在你患病初期，家里失窃。窃贼对你家进行了搬家式洗劫，非但电视机、音响等家电被悉数盗走，连你几十年精心收藏、保存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报刊和你自己创作的美术、音乐作品，也荡然无存。而据现场情况（纸张散落一地）判断，窃贼并不是盗窃文物，而是将其顺手搬走当废纸卖的……警察来勘察现场、登记财物损失时，你填写的财产损失是300万元。警察当时说，你家这点旧电器、家具和旧报刊，哪值这么多钱？你再三强调，被盗的旧报刊中有许多是绝版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和个人作品。警察却嗤之以鼻。遭此打击，你自此病倒……我在想，此次失窃对你的打击是双重的。一生珍藏毁于一旦，那份失落想必大家都不难理会，但令你更感悲哀的是，世风日下，世人顽劣！如果是“智能窃贼”当文物偷窃了去，相信你不会太伤心，毕竟文物在谁手里都能得以保存、传承。你本来就规划着，用几年时间将这些资料（里面有相当部分是陆丰稀珍剧种、渔歌曲谱，以及陆丰皮影剧团的剧本等资料，有些是绝版孤本）分门别类整理好，捐赠给省、市相关部门和图书馆。但是可恶的窃贼，却因为嫌你家值钱的东西太少收获不丰，而将你这些宝贝书刊搬去当废纸卖，乱丢乱扔糟蹋掉了。警方也未予重视，不肯着力立案侦查，凭你一个退休老教师，是无法追回这些你心目中的珍贵文物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知识不值钱，不被尊重，知识分子的心血被肆意践踏……
　　二是你临终时，对前来诀别的亲属逐一作出奇特的手势（你已说不出话）——画一个圆圈，然后在中间点一点，接着两手往上一扬。当时，众人对此手势猜想不一。最后，在对女儿和外孙作这手势时，你拼尽最后的气力，一字一顿地重复两次：“要有一颗大大的爱心，奉献人类。”这是你此生最后的一句话。不知大家看到此会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写作者为了拔高人物而杜撰出来的。但是，这看似杜撰的遗言，却是一位年青时从海外归来投身革命、终生郁郁不得志、遭受过战争、监禁、批斗、下放等种种磨难的老教师最终的话，原汁原味，一字未改！林老师，我深信不疑，这是你最后的意愿。无论如何，你离世之时，要叮嘱亲人、后代的，就是要保住大爱之心。这就是那淳朴如赤子般的、历尽苦难而矢志不渝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大写的人！
　　林老师，我不是你的亲属，未曾亲耳聆听你的遗言，但我会将你的遗言铭记于心，并且一生切切实实去践行——“要有一颗大大的爱心，奉献人类。”
　
[以前在《一路走来恩师远去》中曾写过林老师，这次在《脚窝里的风景》中是独立来写的，虽然内容有相当部分重复，也补充了许多细节，还是贴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