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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中秋节
关于中秋节的记忆,最早的是在三十多年前。
那是1975年,我当知青的第二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其实记忆的重点并不是中秋节,而是那一个中秋节前后几天的经历。
那一个中秋节的前不久,我刚刚被确诊患有神经官能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刚刚十六岁就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不明白小小公社卫生院怎么就能诊断出这么一个古怪的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就利用中秋节多数知青回家、不用正常出工的机会,到财务室去报销药费单,拿了钱往外走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屋里有几个男知青,其中有一个很特别地看了我一眼。
当时的我是个典型的半哑吧,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与男知青则压根就不说话,就是在女知青中,也是人问我答,往往是人家问一句,我答一两个字,对语言的吝啬到了一个极致。
就在那一个中秋节下午,有人通知我,说我们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E(当年写日记随意取的代号,没什么特别含义)叫我到他宿舍谈话,我非常惊异,想到在财务室投来一瞥的正是E,不知道他无端端地找我要谈什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E要调到别的队去了,而这走是被逼的。E说了队里一些情况,我这个“外人”得晓一些“内幕”,E同时也给我一些批评和建议,其中就有关于不与男知青说话的批评,我也简略说了我的观点和想法……到了晚上,有女知青邀我一起参加E等人的聚会,说是庆祝中秋兼送别茶话会。
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对我来,那场谈话,是我和同龄异性的第一次交谈。那一个茶话会,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朋友聚会。
紧接着的一个晚上,队领导为E举行正式的欢送会。因为E虽然是他们逼走的,但毕竟是个知青头,假惺惺也得走个过场。就在欢送会进行到大半的时候,大会小会从不发言的我突然开口了,其中有“一个E调走了,一批E式的斗士在成长。我们将会像E一样,坚持不懈,和一切歪门邪道斗争到底!”这样的豪言壮语,最后一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可不得了,队党支部书记(就称为某支书吧)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刚才李勤说要造反。我问你,究竟是要造资产阶级的反,还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一下上纲上线,立即就给我扣上反动帽子。我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更绝的是将自己和某支书的相关对话全部复述了一遍,指出某支书这是偷换概念、硬扣大帽子。谁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平时闷声不响的闷葫芦,竟然一下变得如此言辞犀利,这欢送会的后半程就成了我和某支书的辩论会,而显然的,无论是气势还是言语,我并不处下风。某支书的政治嗅觉应该说是很灵敏的,他由我那发言捕捉到我的“反”味,也是对的,他只是不该省略了推论,直接将他的感觉说成了“李勤说要造反”,而在我的辩驳下,他越说越混乱,错漏百出,最后,队长只好出来打圆场,说这是一场误会,说李勤并没有说要造反,只是说要学习E顽强的斗争精神……
那一个中秋节,那一个欢送会,成了我性格突变的转折点。此前那个木讷的我,多数时候木讷依然,但偶尔露峥嵘的口才,以及敢于在正式场合和当权者针尖对麦芒较量的狠劲,让我成为某些人不得不忌惮的“刺头”,“野草”本性至今未泯。
那一个并没有风花雪月的中秋节,因此成为我生命史上难以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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