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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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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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9 11:10:47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在现实中飞翔

——浅谈李勤小说《黑白》

文/阿社

   我读李勤老师小说，始于《黑白》。这篇被作者视为“对得起作家称号”的转型之作，字行之中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品格追求与为文之道。
   关于《黑白》创作及其背影，杨凯毅先生在《本质是选择出来的——从李勤中短篇小说看其创作者的艰难选择》中有过精辟的解读。该篇作为《李勤小说选》的序，其基本的观点应该是获得作家首肯的。但是，作为一篇不折不扣的评论，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有独立品质的评论家，他是应该跳出某种约定俗成的影响与约束，道出属于自己的言论。同样，作为一个有独立品质的作家，她也有足够的胸襟容纳评论者的声音。基于此，我并不很认同杨凯毅先生关于“官方的人还是民间的人还是自由的人”的立场归属的观点。作为一个作家，在下笔之前，先惦念自己的立场，那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立面，这样患得患失又岂能写出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换言之，《黑白》的深刻之处并非在于作者的立场，而是作品的质地。《黑白》敢于直面当今社会某些晦暗、龃龉和潜规则，从而造就其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沉重之作。
   批判不是李勤的本意，作为一个生活简单、淡薄名利的作家，李勤只不过是通过《黑白》呼吁在这个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社会中多点真、多点善、多点美。这样的情怀源于作家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也源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也许有的人认为，承载沉重话题的，必然是沉重的文字。我不以为然，那是过分夸大了文学作品在精神层面上的教条功能。《黑白》几易其稿，且修改的时间跨度达十余年。对于这样一种独特的创作历程，我想，作者创作（当然也包括修改）时的心境必定是从容与淡定的。否则，我无法理解作者这么多年来的执着与坚守。
   《黑白》作为一篇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现实小说，在作者周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出现某些理解上的偏差，那就是过分渲染作品的批判性。也就是说，对于作品的批判性谈得多，对于作品的文学性谈得少。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把发表与否解读为官方的态度与容忍度，这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我想，作品的发表更多的是取决于刊物的风格、市场定位以及编辑的偏好等各种因素，故文学性强的作品往往较难发表。实际上，《黑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最终发表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纯文学刊物《作品》（2008年3月号下半月刊），而且一发就是头条，并配了评论。
   关于《黑白》的结尾，应该是争议较大的。我曾聆听一位评论家说，林嘉平的死让作品过于消极，主题无法升华。我想，悲剧还是喜剧，这与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无关。评论家指出另一条情节发展的主线给作者，这样“改作业式”的建议并不可取。归根到底，还是对作品的批判性有所顾虑。殊不知，有时候，批判、讽刺甚至荒诞同样也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说到《黑白》的结尾，江冰先生在《飞翔于现实之上——读李勤的小说〈黑白〉》的开篇中就这样写道：“我欣赏李勤小说《黑白》开头的那个梦：棋盘的黑子腾空而起，朝他直扑下来，钻入身体，凉沁沁、粘乎乎……可惜这样一种感觉，一种氛围戛然而止，未能贯穿全篇，尤其在文中需要从现实走向荒诞，文末需要从日常经验走向宿命的作品关键处。我竟狠狠地惋惜：这辆启动于梦境的车子，在开进现实之后始终囿于日常经验，疾驶于既定的惯常轨道，最终钻入‘实’的胡同。何谓‘胡同’？因其狭长而非深远。从而试图通过小说家超越现实而对生活提供耐人寻味的阐释的可能。”结果真的应该像江冰先生所言，“通过艺术想象实现超越，追寻飞翔于现实之上的某种东西”？我不敢苟同。作为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自有其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有时，一个平实的、世俗的结果也同样能够震撼人心。现实毕竟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与基石，我甚至在想，在现实中飞翔，或许更能体现李勤这一代作家的个性，毕竟，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精神视野、多元的文化积淀和敏捷的艺术感知力。
   我不甚认同江冰先生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于《黑白》的结尾，我同样也觉得有所遗憾。我认为，就行文而言，结尾还是仓促了些，特别是最后交代式的结果，作者个人的情感的痕迹非常明显。同时，与整个篇幅相比，结尾感到有点草草收场，确实给人戛然而止的感觉。回过头再读江冰先生评论的开篇，如果去掉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倒是有点不谋而合了。
   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必须要了解作家本人。在这方面，江冰先生是费了些时间和笔墨的。这让我肃然起敬。了解一个作家又谈何容易，了解多少，这倒在其次了。
   只是，江冰先生在《飞翔于现实之上——读李勤的小说〈黑白〉》中提到：“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80后文学，80后作家与前辈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自我世界。两相比较，前辈作家则大多秉承中国文人‘为民请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加上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红色革命’传统，作家呈现出与80后作家状态不同的另一个‘极端’。我在《黑白》结尾往‘狠’里写的方式中，看到了这种极端。感叹传统延续的力量何等顽强，即便新时期文学30年后的今天，即便21世纪中国文学几番风雨的今天，某种写作的惯性依然明显。这真是需要我们对作家的文化样本和教育模式进行追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若干脉络隐藏其中，束缚作家飞翔的若干原因依稀可见。”对于这样个人色彩强烈、带有某些倾向性的言语，我感到很惊诧，惊诧于它出自一个评论家之口。
   事实上，研究80后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特点，通过对代际群体差异化的研究，对于解读作品是很有帮助的。江冰先生试图为我们揭示约束作家（大概是指50年代、60年代作家吧）飞翔于现实之上的原因，但却忽视了这一群体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历史负重和使命意识，同时也忽视了各种代际群体其特征形成的客观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互补与多元。
   我从《黑白》中，看到了个体至上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追问。而在李勤最新的短篇小说《落花时节》中又读到了生存之痛与心灵之痛的双向演绎，而这，恰恰是六十年代作家群体的创作特点与审美追求。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现实是他们这一代最为肥沃的土壤，也理应是他们飞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