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 你在·叶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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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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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1-10-25 15:00:1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李勤于 2011-12-10 15:35 编辑

　43

　　
　　雨夜。
　　弯月还挂在天上，轻云遮着，朦胧一片。
　　有一种人行走于天堂与人间，脸上的笑可以透析黑暗。
　　有幸告诉你，我就见过这种人，这种笑。
　　
　　
　　

44

　　
　　叶维扬主任，你是我铭记于心的又一位恩师。
　　对我来说，你是我改变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我不一定能调入惠州，不会那么顺利地踏上文学创作的坦途。
　　叶主任，你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最初是以组织形式进行的，世事懵懂的我只记着《东江涛》编辑部，而不辨具体人。
　　那是在1984年，海陆丰刚刚由汕头地区划归惠阳地区。我听夏宇说惠阳地区有个文学期刊叫《东江涛》，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东江涛》投了几篇散文稿，并附寄了我编印的《萤光》，不久就收到编辑老师热情鼓励的回信（好几位编辑老师来信点评过我的习作，因为都没见过面，也没特别记住谁或谁，脑子里只有“编辑老师”这个概念）。《东江涛》春季号刊发了我的散文《花之泪》，还配发了署名亚韭的评论。随文配发评论，这还是第一次！此后，《东江涛》每期都刊登我个人的作品，也陆续选登萤光文学社成员的作品。
　　1984年的我，在甲子不再形单影只，已经成了一个文学社团的带头人。按说，日子应该好过些了，但其实不然。我那时住的是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子下陷半层，窗子下端与外面一片空地持平，因外面小孩要么用铁丝从屋子里往外勾东西，要么就是往屋子里扔沙石甚至粪便，我只好常年紧闭窗户，于是屋里阴暗潮湿。由于潮湿，我经常得把堆在墙上和床上的书取出来摆到门口晾晒……阳光晴好的某天，我照例摊晒书刊。突然有个小孩跑来对我说，有人偷拿了我的书，并带我到我窗外的空地上，指着一堆土坯上的一包衣服说：“就藏在那衣服下面。”爱书如命的我不假思索，伸手就去揭那衣服，殊不料旁边正在樁土坯的一个男青年当胸一拳，砸得我踉跄倒退几步，这时我才听到闷雷似的一声：“为什么碰我的衣服！”这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这句话更让我憋气——理亏在我！而那小孩，却在一旁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地闹腾开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
　　而在大环境方面，那时社会上正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甲子镇文化站负责人（以前引我进文学圈的占同志不知何故被裁了）对《萤光》视为异类，格格不入，有人正运用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搜集萤光文学社作品中消极、灰暗的片言只语，甚至听说镇里的宣传委员手里的“黑名单”上就有我，随时都有可能整到我。我的父母也忧心忡忡，明确表示不赞成我搞文学社。忧郁和焦虑，加剧了我的神经官能症，身高1.63米的我，体重只有40公斤，瘦弱得好像一株四级风就能卷走的枯竹。
　　就在这个时候，你到我那小屋子看我来了。得知有人要把《萤光》划入“清除”之列的事，你明确表态：“不能这样乱搞！”你交代那位文化站负责人，要跟镇宣传委员反映，地区文化处对《萤光》是大力扶持的，到了县里又跟县文化局长打了招呼，要县文化局支持我们……这一来，我们才得以挺起腰来，再接再厉的于1985年把《萤光》由油印季刊改为铅印小报，每期印数达一万份。
　　这一次见面，你几乎没给我留下印象，我只记得地区文化处领导和《东江涛》编辑部老师来看我了。后来，编辑部为萤光文学社安排了惠州行与“惠州青年之家文学组”联欢；为我推荐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到《作品》，等等，都是以编辑部的名义进行的。那时，编辑部丘金贝、杨城、黄洁端等几位老师，都多次给我写过信，对我悉心指导，我也把你们混为一谈、不分彼此。
　　直到1985年暑假，我收到《东江涛》编辑部新丰江笔会的通知，这通知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印的，特别的是抬头处有一行钢笔字：“务请前来，有事相商。”署名叶维扬。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想了想才记起是来看过我的创作室主任。这简短的句子，令我敏感到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当时我正好又生着病，一路堵着鼻血到了新丰江。笔会第一天，你并没有跟我说什么。到了晚上，地区文化处处长兼文联主席覃作彬到我宿舍来，先是跟另一个小李聊天，聊着聊着，突然转而问我：“小李呀，到文化处来工作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又问：“就用聘请的方式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再答：“好。”覃处长可以说是我当时接触到的最大的官了，他一口四川普通话说得飞快而含糊，我听着非常吃力，所以整个谈话我只说了三个“好”字，急出满头大汗。但总算听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将到文化处工作！第二天，你和丘老师才跟我详细说起此事。现在回头想来，才感叹你们这些前辈的组织纪律性有多强！原来你看望过我之后，觉察到我生存处境太恶劣，回到文化处就决心要“拯救”我。因为我是教师，过线调动极难，考虑到我是民办编制，才想用聘请这个方式。当时我兴奋非常，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编制和待遇。但你从谈话中了解到，我的工龄是从当知青时算起的，而我那时正读华师大中文函授，再有一年毕业就可以转正了，就提醒我应该争取正式调动，不要草率接受聘用这种方式。我傻乎乎地表示，只要能到编辑部工作，怎么简单就怎么办，丢掉工龄不足惜。你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工龄是关系到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不能轻易放弃。要是三几年还不要紧，十年以上的工龄，丢掉就太可惜了。”
　　商议之后，你让我回去继续教书，耐心等待转机出现。
　　当时，我调动的关卡在于编制。地区文化处是政府机关，只有干部才可以调动。我在知青场时是国营农场编制，归线安排时，却全都改为集体编制，以民办教师的名义，享受公办教师待遇（包括工龄）……如果我是公办教师，就算干部编制，可以调入政府机关，但要等一年多后我函授毕业才可以转正。如果要尽快到编辑部工作，有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先转为国家合同工，然后借调进去。
　　为此，你亲自到陆丰，先后找县劳动局长和教育局长洽商，说明我是个有培养前途的文学人才，要求在年终招工时给我一个国家合同工的名额，为我进入编辑部工作搭个桥。县劳动局和教育局都表示支持，应允了。但事到临头，那名额还未发下，就被抢光了。后来你多次前往交涉，鼓励我不要放弃。最后，我的朋友岳青和方芳多方设法，找到县长特批了一个名额给我，才让我在第二年春天成为合同工，也终于得以办理调动手续。
　　调动手续是1986年春天办的，我却是在1985年底就到惠阳地区文化处创作室，开始了编辑工作。当时我也搞不清状况。大概是在11月吧，正在焦急等待合同工指标办理调动手续的我，接到你的信，说让我先去上班，以后再补办手续。过不了多久，文化处领导来了一趟甲子，我还跟着去了甲东麒麟山，然后带着一点简单被席衣物随车去惠州。
　　你和丘金贝老师带我到后所街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说以后《荔风》编辑部（这时《东江涛》已改版为《荔风》，全国公开发行）就在这儿办公，其中一间房子给我当宿舍，厨房、卫生间当然也归我使用——但直到我搬离此处，《荔风》编辑部都在创作室里办公，这套三房一厅的居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你们想破脑壳才想出来解决我住宿问题的点子。然后，你和丘老师亲自带着我上街，到日杂店里购买木板床、桌子、椅子等，并运回宿舍。当我看到肥胖的你气喘吁吁地做着这些事时，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连说我自己来自己来，你憨厚地说：“不要紧。这些大件的，你一个人搬不动，我们帮你弄好，那些细小的，你就自己弄吧。”丘老师告诉我，这是你特别为我争取的福利——别人调动来的，都是有家有业的，单位从不配置家具。
　　就这样，我当起了编辑。未办理任何手续，没名没份，由文化处发临时工资。我并未感觉不妥，干得欢天喜地。但没多久，原来合并的地区文化处和文联分开了，原来的处长兼主席覃作彬改任文联主席，文化处长由原来一位副处长升任。《荔风》由于编辑人员都属于创作室，留在了文化处。而新处长主政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人员调整，对我触动较大的，是你调离创作室，改任艺术科科长；还有，《荔风》编辑黄洁端老师被调到下属单位群艺馆去了，我也被责令搬出那三房一厅，搬到虎头山单身宿舍去。这个时候，我还是个“黑户”呢。我一下惊慌失措了，深恐被新班子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去。这时，你看出了我的惶恐不安，及时给我吃安心丸，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只要老老实实做好工作就行了，一切会都好起来的。”果然，我不理世事埋头工作，随着我在创作上出成绩，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省作协领导对我赞赏有加，也就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这时，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等我得到合同工指标办妥调动手续，就急急忙忙地叫我来上班了。你是知道了文化处和文联要“分家”，怕新处长不认前任处长拍板定下的账，才赶在覃处长任内将我“借调”进来，这就叫“生米煮成熟饭”啊！
　　你是紫金人，讲一口客家普通话，胖胖的，在我印象中总是笑阿弥似的，给我的直觉非常憨厚。不过，你这个厚道人有时也会耍点小小花招，那种狡黠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到的。记得那次省作协几位领导来惠州，地委宣传部在汤泉设宴招待。那时我刚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省作协领导可以说是为着祝贺惠阳地区出现我这颗希望之星而来的，所以我也被指定参加宴会。你先是带我去拜访宣传部长，然后和地委书记朱友植同车去汤泉。酒席开了两台，地委领导和省作协领导一台，我跟你和丘老师等人在另一台。我是天生酒精过敏，但你说：“今天小李无论如何也得过那一台去敬酒！”不能喝酒却非得敬酒，怎么办？你发现当天喝的是白酒，便悄悄叫过服务员，事先给我一小杯凉开水。到了该我敬酒时，你和丘老师陪着我过去，连敬酒词也是你替我说的，说完就让我“先饮为敬”，我的任务就是把那小杯凉开水喝了。等领导们说要回敬时，你连忙挡住，说：“小李就这么一点酒量，多一滴都不行！”因为你是行内有名的老实人，领导们也就深信不疑。后来我参加省里的笔会，当时受过我敬酒的一位省作协领导在聚餐时翻旧账，说记得我酒量不错，一杯白酒一口就喝下了，非要再跟我喝过不可，我只好坦白交代说出作弊的情由。哈，有些没听说过这段子的省作协老领导，至今都还记得我很有酒量呢。
　　地区文化处是在被称为“上院”中的一排平房上班的，各科室之间经常串门走动。我虽然性格内向不喜欢串门，却也能耳闻目睹同事们的一些趣事。其中，你是个能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人。你人长得矮胖，戴着像啤酒瓶底似的厚镜片的近视眼镜，行动较迟缓，我每次看到你却总像是在跑步似的，一边急急忙忙地赶路，一边喘兮兮地嚷着：“唔忙！唔忙！”同事们常会哈哈大笑地说你“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一拍”。你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跟同事下起象棋来，却非常较真，高声大喉地争执，甚至拿着棋子跨椅钻桌地从一个科室追逐到另一科室，逗得全局上下笑翻了天。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我感到很快乐。
　　没想到平地又起风波。因为《荔风》归属创作室，而创作室按全国惯例是以戏剧创作为主的。新处长是个颇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突发奇思创立新剧种“东江戏”，并力捧出了一位女导演。接着，又想把我培养成女编剧，要送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剧班学习。天啊，这真叫想起一出是一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人家那编剧班招的学员都是各省崭露头角的剧作家，我一个从未染指过戏剧创作的人进这个班，不正如该上幼儿园的上了大学吗？何况我天生就讨厌戏剧，一听到“咿咿呀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当时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按照我的性格，我是要犯上抗命的。因为，这一去，不仅仅是要把一年时间交给戏剧，更严重的是此后的创作该如何定向？我自知心胸狭窄，容不下太多心思，我无法一心两用，同时兼顾文学和戏剧的创作。从事文学创作是我的理想，不能放弃；但是，单位如此大下血本送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深造戏剧编剧，学业结束我就算是科班出身的了，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不把心思放在戏剧创作上啊。既然我确定自己无法两全，那么，要我为戏剧而牺牲文学，我倒不如不来这创作室呢！
　　叶主任，这时你叫上丘老师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你告诉我，已经跟处长反映过我自幼不喜欢戏剧而痴心文学的情况，但处长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他看中的就是我的文学功底，只要我把这功力用在戏剧创作上，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剧作家。我发着犟，闷声不响。你许是看出我内心里已经走向极端，便意味深长地劝我“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跟我细析利弊，叫我不要硬顶，而要灵活处理，先服从组织安排去学习，到了北京要学什么是自己的事，说不定一年之后，事情又有了转机也说不定呢……虽然你和丘老师没把话说白说透，但我心里总算开了一丝丝的窍，终于答应前往北京学习了。果不其然，1988年夏天我学业结束时，已经人事皆非了——地区改市，文化处改为文化局，连局长也换了人！回惠那天，我正拉着行李车走在回家路上，就碰上新局长。新局长一开口就说：“回来了就好，你愿意编剧就编剧，愿意当编辑就当编辑，我不会因为你学了一年编剧就勉强你一定要当编剧！”哈哈，我开心之余，甭提有多佩服你了，简直是疑为天人能掐会算了！我想到了“人情练达皆文章”这句话，更庆幸有你这样的良师点拨，才不致在人生旅途中碰得头破血流。
　　而叶主任你，在我还在北京学习期间，身体就每况愈下，先是视力突降几近失明，后被检查出肝有问题。我在北京收到你的信，说是视网膜脱落，看不清字，没法及时给我回信。那封信啊，字写得平时的大许多。我看得出，你的视力差到了什么程度。我只好也用大大个的字告诉你，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请你安心养病，不必回信了。我回来后，你视力稍有恢复，只是肝脏的毛病不见好转，但你还是坚持工作，依旧乐呵呵的笑口常开。
　　叶主任，你未能熬到新世纪，于1997年病逝了。你去世前一年，还有新的剧作问世。你最后一个剧本，刚好是我经手编发的。虽然我不肯转投戏剧，但惠州市文化局几任领导变更下来，最后还是勒令创作室“改邪归正”主攻戏剧，我也不得不改任《惠州戏剧》副主编（最后实在没法，我主动申请调离创作室，到图书馆工作）。那时你身体已经很差，可对剧本还是非常认真，提交讨论、听取意见、修改，哪一个环节都不肯马虎。我那时有电脑，就主动提出替你打字。你再三道谢，拿了打印稿到处征求意见，根据意见仔细琢磨之后再修改，改了再拿给我输进电脑。你年纪大身体差，本来可以打个电话叫我去拿的，但你总是亲自送稿来，几层楼跑上跑下，累得气喘吁吁的，我给你端上茶，你却从来不喝……后来，我发现在集体聚餐时，你都不怎么参加，实在不能推脱的，就特备另外一双筷子夹菜，原来你是怕将病菌传染给别人。
　　叶主任，你是缘何从事戏剧创作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你几十年如一日，终生兢兢业业，笔耕不辍，为东江地区的文艺繁荣尽心尽力。你其实成名已久，但一向低调、从不炫耀。我直到参加你的追悼会，才从悼词中得知你的辉煌成就——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你编剧的花朝戏《苏丹》，就红火一时（你苛菲的笔名就此叫响），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并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此等殊荣，整个东江地区无人能出其右，但你并不以此倨傲。在我参与的戏剧创作会议中，从未见你指手画脚地批评别人，你总是那么谦和，娓娓而谈。真的，除了下棋，我从未见过你与人家争执。
　　1984年刚见面时，你就已经是创作室主任，正科级，可直到1997年去世，你还是正科级，一点都没有晋升。而远的不说，我在创作室十五年间，就亲眼见证了连续三位创作室主任升任副局长……
　　你是东江地区第一位“作品上京”的剧作家，而且长期坚持创作，硕果累累，也扶持、提携了不少文艺人才，自己却未曾出版过一本作品集！
　　叶主任，你留在我脑海里的，是那一脸明朗的笑。记着你的笑，即使在没有星月没有灯盏的深夜，我眼前也不是完全的黑暗。
　　你是真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了。其实，这未尝不是好事。虽然对你的家属来说，是一种亏欠，但历史不会磨灭，人的良知不会混淆。你的谦逊和敦厚，掩不住你丹心碧血的光辉，抹不掉你在惠州文艺界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