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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稻菽飘香的田野
——记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水稻专家王永锐教授
叶良方
翻开王永锐教授的履历,就像走进我国农科事业发展壮大的时空隧道里,循着他人生奋斗的一行行足迹,眼前闪烁着他在农科事业上取得的一串串金穗般成就的光芒。这位闻名国内外的水稻专家,在农科作物、杂交水稻的产量生理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这位创造水稻和作物高产的科学家,命运竟然跟他开了残酷的玩笑:他的大哥和二哥在他三岁时死于患病家贫无钱就医,母亲饿死于1946年,年老的父亲也因缺食患上水肿病死于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然这些不幸都发生在他年幼和青少年求学的人生征途中。时代的苦难,家庭的不幸,在他心里留下太多的烙印。就是亲人们病死饿死的惨痛经历,成为激发他刻苦读书掌握植物生理学和农科知识的毅力,成为推动他在农科学术研究上前进的动力,最终实现他在人生征途上不懈追求、奋斗、奉献的强者之音。
王永锐(1936-)海丰可塘镇人。原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教授。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兼营养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高等理科生物学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生物技术教学指导组组长,广东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等。1958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1980年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进修留学,1986年8月、10月分别参加在美国召开的第10届国际植物营养学术会议和在中国长沙举行的国际第一届杂交水稻学术讨论会。著有《杂交水稻产量生理》《作物高产群体生理》等5部专著;编撰水稻生理论文集2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60余篇。其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省部级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58年就教于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后,一直从事植物生理学和水稻生理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40多年。
在饥饿环境下长大的少年岁月
1936年,他出生在海丰县可塘镇下达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在苦难的旧中国,农民“面向黄土背朝天”勤苦地耕作,却终年不得一饱。他感到不平:难道农民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耙田种地,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他立志要改变这种苦难的命运。于是,在主持家务的三哥的劝说下,父亲勉强同意他到村里的家族私塾读书,一直到读完初中。
上世纪四十年代,正是神州大地战火不断、赤野千里的灾荒日子,一群饥肠辘辘失了学的农村小孩正放着牛,望着正在杨花的水稻发呆。这种情景,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到他成为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副主任时,耳中犹时时想起父亲的叮嘱。纯朴戆直的父亲斗大的字不识,肩负着全家10多口人的生活,对读书识字存在着认识误差,认为农民的子弟再读多几年书,还是个农民,绝不可能当“皇帝”。遇到年景不好、粮食歉收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常要唠叨几句:“耕田要紧还是读书要紧,肚子没有粮食填饱,读书读来做什么?”他在《怀念父亲》开篇写道:“要吃饭,就要劳动!”这是父亲的七字家训,成了他决心当一位农业科学家的前进动力。小时候,他黎明即起,放牛、拾粪、割牛草;农忙季节,他叱咤着耕牛给父亲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犁耙耕作。父亲也像是一只健壮的老黄牛,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干活。由于过去落后的耕作方式、贫瘠的土地,加上劣质的种子,即使全家人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地在田地里干活,在荒年时所收获的粮食,仍不够全家人一年的生活需求。这使当时刚考起解放区一间中学的少年王永锐深深认识到:父亲那种为顾填饱全家肚子,而不愿培养子女的脑子的认识是错误的。要使天下农民彻底翻身,还是要运用科学手段种田。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升学,长大当一位农业科学家,才能改变祖祖辈辈贫穷的生活。艰苦的人生催人早熟,他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在惨痛的早年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用填饱农科知识的脑子种田,才能收获填饱自己肚子的粮食。
掌握改变命运之门的金钥匙
1949年海丰解放,为了学业他辗转公平、海城、汕尾读完初中。正当家庭无钱供他升上高中继续学业的苦闷之际,邮递员送来惠州东江高级农业技术学校的一纸入学通知,给他的人生送来了希望,带来了转机。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远赴惠州东江河畔的汤泉区就读中专农校作物专业。三年寒窗,他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未来的奋斗方向:那就是当一位农业科学家,掌握先进的科学耕作方式,改变农民落后、贫穷的命运。明确了目标,他更加自觉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班前茅。1955年,毕业前夕学校选送他上了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大)农学系。1958年,由于在校表现突出,成绩出众,又因为当时大跃进的工作需要,他被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后回农学院补课参加考试,领到毕业文凭)。成为该校重点培养的教师之一。1961年10月,他以出众的考试成绩被组织选为中大三名留苏人员之一。然而,命运又开了他的玩笑,当他被派往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部作为留苏预备生学习俄语一年时,中苏发生了激烈争论,去米丘林之乡留学《细胞学》的美梦顿成泡影,只得返回中大继续任教。为了干好一番事业,他甚至与未婚妻黄成贤约好各自奋斗十年再结婚的计划。正当他学业有成之时,学校卷入到“文革”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接着政治运动不断。王永锐在动乱的年代,保持冷静的心态。为了能看懂外文书刊杂志,及时掌握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经验。白天他响应号召积极地参加政治运动,夜里则偷偷地自学英语到深夜。甚至被派到农村乡下“搞四清”,他将英文书籍悄悄地带到三同户的草间,每逢晨晚,刻苦地默诵英语单词,直至通过了中大“英语四会班”的结业考试,能掌握英文语法和读写英文论文。因此,他扎实的英语基础便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文革”浩劫结束,当人们正为追补失去的光阴而学习时,他已翻译出版了两部外国水稻学术论著,并着手撰写《水稻营养和合理施肥》一书。20年后,在美国和湖南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这个大学时期学俄语出身的水稻专家,在人们诧异的眼光中,竟能用流利的英语做学术报告。
海归,为了祖国的水稻事业
打倒四人帮后,高校学习、工作秩序逐渐恢复,王永锐事业的美好春天开始到来了。第一次出国门未果,曾给当时急于学习苏联老大哥生物细胞学知识的他引以为憾。但这次并不是到苏联去,而是到菲律宾马尼拉;也不是组织派出去,而是他自己走出去的。1980年春天,他认为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应该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与外国同行广泛接触,开阔视野,进一步了解国际水稻研究的新动向,加深自己的水稻研究技术成果。他与设在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吉田昌一博士取得联系,IRRI同意他作为吉田博士实验室的访问学者留学进修一年。于是,他作为中大首位获得境外国家或研究所奖学金的访问学者,终于走出了国门,圆了他多年的出国留学梦。
他与吉田博士相识于1976年。当时博士陪同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来中国考察水稻产量、水稻品种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前夕,我国与国际水稻专家进行交流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当轮到与会者发言时,王永锐对主讲的吉田博士说:“请教博士,如何提高水稻的结实率,尤其是如何改善水稻穗基部的空粒率和秕粒率,变空秕粒为饱满的结实粒?”吉田博士笑笑答道:“目前尚无完善的办法可以把水稻穗基部的空秕粒变成结实粒,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转变,你就会是世界第一!”吉田博士对这位敢于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术报告会结束后,博士走到他面前很客气地递上名片。
IRRI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在马尼拉郊区的一个专门研究水稻的国际性研究机构。1980年初,王永锐写信征得吉田博士和IRRI所长同意前往该所留学进修。8月,他飞抵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与植物生物学系主任吉田昌一博士合作进行杂交水稻高产生理研究。IRRI待遇非常优厚,每月除包下食宿还发给一定数额的美元做生活补助。但吸引王教授的却是这里的科研环境,终究是联合国所属的研究机构,不仅有着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和种子冷藏库,而且拥有来自世界各国同行的佼佼者,随时可以了解国际水稻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时期他在国内外的有关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粮食品质的改善和发展》等不少论文,通过与吉田博士及各国优秀同行的学术争论或交流中迸发智慧的火花。在日常的切磋交流中,王教授感到自己的学识提高到新的层次,从而拓宽自己解决水稻高产的生理技术思路。一年的访问学者期间,除了巩固和提高了专业水平外,他圆满地完成与吉氏的合作课题,以及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科研课题,并为以后的学术研究界定了方向。虽然与吉氏的合作十分愉快,生活和工作条件也极为优裕,吉氏也再三挽留他继续合作,把三系杂交稻的高产生理生化继续进行研究。但他想到国内水稻研究和生产蓬勃发展形势,想到国内农民兄弟急需优良的种子和肥料提高产量的焦虑眉神,想起少时因水稻低产而饿死的四位亲人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能因个人目前的良好生活和研究境况而滞留国外,他要返回国内利用在国外学到的新技术服务自己的农民弟兄。认为通过一年的学习,他已基本掌握了国际水稻技术的新动向,学习使命也应该到此结束。因为菲律宾地近赤道,气温极高,水稻品种的基因型适应性与国内极不相同,继续留下来已无必要了。
一切为了回报大地培育的恩情
1981年8月,王教授从马尼拉返回国内。回国后,深圳有一位朋友劝他调任到某单位任处长。去吗,意味着他从此抛弃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学术专业,享受高位厚薪。留吧,意味着继续在田间流汗水做贡献。何去何从?王教授心里有过一番激烈的冲突。然而,思来想去他实在舍不得终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专业了,尤其但他看到“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教学和国内水稻事业后继乏人的局面,学有所成的他最后选择了留校任教。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对在国外一年来的研究成果,他决定先进行理论总结,然后再用这些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运用到国内的生产实践中去。于是,他废寝忘餐地埋头著述,完成了《水稻营养和合理施肥》下篇。在中山大学康乐园,他是一位没有节假日概念的教授,既要在校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又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下乡讲课、指导生产……康乐园黄昏的路,实验室深夜的灯,记录了他多少次下乡迟归和伏案奋笔的身影。他完全沉浸在生物和水稻的世界里,直到王夫人催他吃饭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不久,他有关植物营养生理的学术研究,受到省委和省政府的重视,并在中山大学领导的支持下,建立了水稻高产生理及营养生理研究实验室和实验场地,配备了一名青年教师当他的助手。他一边进行水稻高产生理的研究,一边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习。1995年指导来华作高级进修生的印度博士毕业生Dr.Sobita Devi女士,进修植物营养生理学一年。从1984年起至1998年退休,他共为国家培养输送了硕士研究生19人,合作指导4人;指导博士研究生毕业2人。其中有的出国深造。他相继申请国家科学研究基金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基金,在实验室和实验场地开展三系杂交水稻的高产生理及营养生理研究。经过废寝忘餐、日以继夜的实验,他提出了三系杂交水稻乳熟期使用放射性同位素14C—葡萄糖示踪技术,可以预测杂交水稻的生理优势及谷产优势的研究成果,当年获得了广东省高教厅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他对杂交水稻、优质稻高产生理和杂交水稻产量预测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广东省粮食生产的几个紧迫问题》、《在杂交水稻分蘖和14C在稻穗中的分布与谷粒产量的关系》、《水稻营养和合理施肥》等论文。并由此得到了省科委的重视和资助,参与全省“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联合攻关行动。王教授根据自己对杂交水稻的实验结果,提出杂交水稻始穗期结合施用氮钾营养可以提高结实率和谷粒充实度,稻谷增产达至10%~15%,瘦瘠田可增产15%以上……
王教授并不满足于实验场地的成果,而是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研道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到农业生产去,造福社会主义新农村,造福广大的农民兄弟。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抽出时间下乡给农科人员和农民群众讲课,到田间指导水稻生产。这样经过10多年的田间实践,又启发了他的研究思路。他白天下田指导农民种植管理水稻生产,晚上回到宿舍拿起笔来总结实践与理论结合的经验。他在《我国粮食品质的改善和发展及其食物生产系统的探讨》一文中说:“食物品质与食物结构的改善,关系到人民健康、国家富强,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食物结构和食物品质,还是属于温饱型的、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品质和食物结构模式。尽管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以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7%,养活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但改善食物品质和食物结构模式,使之达到高一级的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应当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1992年,他被委任为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系主任,分管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并从是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获得国家、省颁发的多项奖:1986年,获省政府农村农业技术推广荣誉奖;1982和1988年,两次获得广东高教厅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和1994年分别获省政府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和二等奖;1996年获得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学院一等奖。每当媒体采访,他谈起自己所取得成就时,他总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如果有一点成就的话,那也是对农民父老养育之恩的回报。”
被钱学森称赞为新学问的作物群体生理学理论
从50年代至今,国内外水稻育种专家采用水稻株型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培育和推广了大批高产良种。在这一领域,代表性人物有“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然而,株型育种常常要靠肉眼观察新品种的叶形、叶色、株型等性状,但最终表现是否理想,则要经过多年品种小区的试验,等到成熟收割才知道。王永锐教授根据自己多年进行作物营养生理和育种生理的研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水稻的理想株型与生理性状相结合的重要性,于90年代初率先提出“株型育种并不是水稻高产的终点”的观点。他在《水稻生理育种》专著中,认为必须把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计算机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水稻育种上来,才能更快地育成高产、超高产水稻品种。运用这种植物生理育种理论和方法,就可加快育种工作,缩短育种周期,进行科学测试分析,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节约时间和精力。
这观点的提出,使我国水稻育种理论再次处于世界前沿,引起科技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后两次亲笔写信给王永锐,对他的研究表示赞赏和勉励。1992年,在中国科协四届二次全委会议上,钱学森在讲话中谈到中间层次的学科问题时说:“不久前读到两位农业、生物界老先生的著作。一本是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王永锐教授的。他讲的是农作物,作物的群体生理学,而不是一个作物,一个植株的问题。大田里有那么多植株,它们相互影响,这个问题要考虑,就变成一门新的学问了,就是作物群体生理学。现在出现了分子生物学,它们怎样过渡到群体生物,这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科学报》刊登的《再谈基础性研究》这篇重要的署名文章中,钱老再次赞扬了王永锐的研究成果,后来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广泛转载。同时受到学部委员、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前所长殷宏章教授,学部委员、北京农业大学娄成后教授等的来函关注和好评。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也给王教授写信说:“我们尚未有人员做这方面的工作”。“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特地上门找到王永锐,与他一起切磋水稻生理育种技术。
1997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作出了 “21世纪中国将出现粮荒”的悲观预言。省粮油作物协会常务理事王永锐教授接受了《广东科技报》记者有关广东粮食连续三年增产问题的采访时,反驳世界观察所关于中国在2030年将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的预言。这位在水稻高产生理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方面批驳该机构的信口雌黄,一方面提出了解决缺粮威胁的20条办法,并呼吁政府和科技界对水稻生理育种引起足够的重视。
情系 “三农”,走向故乡金黄色的丰收
王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贯关心家乡的农科建设。1984年他回乡参加“建设新海丰”论证会,作了关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的专题报告。嗣后,多次应邀回海陆丰,在陆丰农业局、梅陇农场、可塘镇等地,推广矮胞胎水稻良种、秋玉米和甜玉米新品种等获得成功。同时对海陆丰农业技术干部进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现代农业技术的素质水平。
1998年王永锐从中大退休,可以在城市悠闲地安享晚年了。在半年的休闲生活中,他想起了故乡的土地,想起了苦难的过去,想起了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的海丰农业仍处于落后的状况,特别是水稻产量仍然过不了关。乘着自己身体尚健康,知识正当时,他想为故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想到这里他再坐不住了。4月,海丰中学广州校友会召开如何更好地支持帮助故乡发展的讨论会。会上,海丰县第一任县长刘夏帆会长语重心长地说起,游击战争年代他在号召苏区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时,曾许诺过:“‘革命胜利后要让大家过着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可是至今山区的粮食产量还过不了关。”7月,带着帮助苏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愿望,他随老县长刘夏帆教授到海丰县工商局申请成立海丰县广州校友会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翌年6月6日,经过一年的筹集,由王永锐教授担任经理的该中心在海丰烈士陵园对面成立。首先通过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在县内14个乡镇农村中试验推广高新技术产品—“通用型复合生物固氮肥”共14吨,作物面积6000多亩,作物种类包括粮食、水果和蔬菜等38个品种,使农民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水稻增产10%-15%;瓜菜、花生等增产35%。其中在附城种养大户黄白包的8亩菜园推广应用,取得了珍珠番茄增产达100%、亩增纯收入3000元的成绩。黄白包高兴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准备用生物固氮肥种植珍珠番茄增产的收入购买一部小汽车。”
1999年春,王教授运用生物固氮肥和水分排灌种植两系法杂交优质水稻的栽培理论和技术,指导海丰附城圆山村种养大户陈训流种植“培杂双七”杂交水稻,使早季水稻亩产达到700.49公斤干谷,比常规高产水稻亩产增加100—300公斤;创汕尾市水稻单产最高水平。2000年,王教授联合全国劳动模范陈训流承担省科技攻关项目“两系法杂交稻高产栽培粤东区域的大田试验”,运用其对水稻高产、超高产的独特的栽培技术,深入到陈训流的稻田指导生产。7月12日,由市科委、农业局等单位组成的专家验收组,到附城圆山对陈训流种植的“培杂双七”687.22平方米高产试验田进行实割验收。结果实收湿谷1017.4公斤,按晒干率77%计,实收干谷783.4公斤,平均亩产干谷760.6公斤,比上年早季亩产增60.11公斤。不仅再次实现汕尾市水稻产量的历史性突破,而且是当时两系法杂交稻“培杂双七”的最高产量记录。
王教授在学术道路上的出色成就和动人事迹,受到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关注,《广东科技报》、《南方农村报》、《广东人口报》、《源流》等多家报刊对其进行专题采访报道。其传略被收入《世界科技咨询专家(中国卷)》、《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中国农林牧专家辞典》等。王教授文不仅擅长于理性思维,而且拥有浓厚的文艺细胞,近几年来,他根据自己成长过程以及在农村工作的丰富阅历和资料,先后出版了《古竹村的故事》、《春花秋月恋》、《情系故乡三农》、《石娃记》等四部文学著作。此外,还在《汕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木屐之歌》、《家乡情》、《怀念父亲》等散文以及介绍农业科普知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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