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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总有些时候,人感觉一切都在远离、沉没,甚至于不存在。
总有些场所,人感觉憋闷乃至窒息,失重或失衡。
最虚弱的时刻,屏息归元是最好的自救方式。
当沉默泛成汪洋,坚韧就是最后的浮木。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称得上坚韧,只知道,每当濒临绝境,你的祝福就是我的莲花宝座。
56
南木,天放于斯的实心怪木。
对你的感觉,清晰得纤毫毕现,描述起来却相当困难。
你真名杨凯毅,常用笔名天放、南木、南无木。我在现实中称你为杨老师,网络上却常常直呼南木。
你我是同类,这一点不言而喻。你在评论我的小说集时曾说:“也许在某些本质方面,我与作者不无相似。”往细里说,是亦师亦友。你年纪比我小得多,学识却远比我渊博。许多时候,我尊你为师。
最初的认同,是在“怪人”这个层面上。1993年的某天,我偶然听到了你的“怪人怪事”——身为惠州学院中文系教师的你,喜欢翻围墙、踩草地,会穿短裤着拖鞋去讲课,常混在学生宿舍通宵打“拖拉机”、次晨躲在学生床上睡觉被查房的老师当成逃避早操的学生“抓”,往往是别人睡觉你看书、别人起床你上床,常常睡着觉讲课,还讲得满堂喝彩,不遵循规则,完全凭个人好恶打分……说者一时说得痛快,没料到听者原本就是一个怪人。
交往起来,我验证了传言的不可信。我看到的你,非但不古怪,还非同一般的温文尔雅。你长相清秀但不文弱,举止规矩但不呆板,谈吐文雅但不酸腐。不难看出,你资质优良,且是家族钟爱的顶梁柱,教养甚佳。交谈中,你才思敏捷,而且往往会就某些问题说出一些平常难得听见的真知灼见。有时见解相左,你绝不迁就附和,却也不会激烈地争辩,就那么不温不火地陈述,往往就能以理服人,服不了人时就各持己见,大家再谈别的,从不会因此心存芥蒂。
你选择诗歌作为与我交谈的楔入点,也许是因为你本人更关注诗歌,而诗歌于我,只是次而又次的“副业”。1992—1993那两年间,虽然有些小诗散发于省市报刊,我自己并不怎么当回事,也就是信笔抒写一下心绪而已。听说你要组织班上的学生讨论我的诗歌时,我暗自好笑,心想:“那些粗浅小诗有什么好讨论的?”但你还真组织了讨论,我看到整理出来的发言摘要,开始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深交的朋友。你让学生讨论的是《潜流》。单是这一选择,就让我对你拭目以待。《潜流》发于1993年6月8日的《惠州晚报》,静悄悄的毫不起眼,就是身边文友们也没多大注意,其实却是我自己较为看重的一首(出诗集《无缘的爱》时放在最后)。我要借这小诗表达的,是潜藏于心的那所谓怪人的东西。我想说,我一直隐忍,但总有一天会爆发,而且,我期待的爆发不是孤立的……你和学生们的讨论,让我欣慰——你们的解读是准确的,而且比我的诗歌本身深刻得多。这份讨论摘要《〈潜流〉引起讨论》,后来也为《惠州晚报》所登载,可见晚报编辑也很认同你们的见解。
让我们真正成为深交的,应该是关于某年夏天那场风暴的一次谈话。忘了是怎么谈及的,你说到那场非自然风暴对你的影响,用了“家破人亡”一词,令我震惊而动问。那时,你才二十多岁,华师大毕业到惠州学院教了几年书,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似乎并没有就此作什么表态,但有些事情根本无需多说,一种信任,油然而生。
自1993年结识至今,你成了我在惠州生活期间交往最密切、最为信赖的一个朋友。我们的交往,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上,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交往。
我们的交往,是连带着彼此的家人、朋友、学生在内的,常常是一大帮人一起聚餐。地点多数是在你家,因为你厨艺精良,擅长做海鲜大餐,而我是属猫的。看看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帮人,围着一个茶几大啖海鲜,每个人面前鱼骨虾皮蟹壳堆成小山,谁会想到这群人里的主角竟是人们口中孤僻成性、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呢。
我从小到大(老)最怵的一件事就是做客。在惠州二十多年,去吃过饭的人家拢共不超过十家,而在你家吃过多少餐,已经数不清了。记得有一次我带游子去买菜,坐公共汽车回家时突然感到烦闷,眼看公车正要经过你所在的惠州学院,就干脆下车,上你家蹭饭去,当时你们正准备开饭,立即拿碗筷添饭……像这样不近人情的“突然袭击”,对于我们来说却是见怪不怪。是的,我们可以如此不拘小节,亲如一家。1996年夏天,你组织班上的学生去肇庆游七星岩,我就让年仅七岁的游子跟着你去,那是游子人生第一次旅游呢。后来有文友说我:“你这妈妈真够放心的,游子这么小,你都能让别人带着去旅游!”嘿,如果别人都像你这么值得信赖,我有什么不放心呢?去年寒春,你一家子在老家过了春节回惠州,到家时发现钥匙落在老家了,进不了门,你打电话说来我家借宿,并让我煮点粥充饥。此时已是凌晨,天特别冷,我放下电话,立即起床,叫醒游子,腾出睡得正暖的床,让你一家和开车载你们来的朋友安歇,我和游子到书房打地铺……后来,有文友听说此事,深表不解道:“那么冷的天,半夜三更的,要是我就不会去打扰人家,而是找宾馆住下。”这寒夜里的打扰,带给我的却是满心暖意——在饥寒交迫、归家不得的时候,你们敢于来打扰我,这才是真把我当朋友呢。
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有一个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亚瑟——“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很美的姑娘;可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成为牛虻之后,他曾经如此自评小时候的照片:“这孩子长大之后一定是个倒霉的人,他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压根儿不要让自己长大……觉得痛苦就是痛苦,错误就是错误;这样的人是这个世界所不容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你活脱脱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亚瑟。
你不是文弱书生这一型的,端的是内外兼修、文武并举。说起来,你几乎没有明显弱点,既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你本身是教古代文学和逻辑学的,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是我望尘莫及的,思辨能力也是我深为钦佩的。而且,你坚信“生活高于文学”,绝不流于清谈。据说,你在青年时期,读书、教书之余,曾干过不少行当,做过帮工,摆过地摊,人生的甜酸苦辣,深深浅浅尝了个遍。
二十年来,我看着你由青年到中年。我看过你张驰有度、气韵丰盈地演练太极拳,看过你在球场上左冲右突、腾跃劈杀,看过你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忘情游戏,看过你攀树摘果,看过你盘腿打坐……即使是在猛烈运动状态中,我看到的还是那“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而在那凝神屏息的静止姿态中,却隐然可见喷薄欲出的气蕴和力量……
无论心智还是身体,你都算是强大的个体了,但在我眼里,你却还是一个无法自我保护的孩子。你太容易受刺激、受伤害了。你曾有文《我从不看重哪一个日子》,实际上,节日、纪念日,或者是你个人有特殊记忆的特定日子,都年复一年不间断给予你不良刺激,形成周而复始的煎熬,而你的年华和才智,就这么眼睁睁地消蚀于无奈中。
为了确认你的授课专业,我上网搜索,看到惠州学院“评师榜”,你的名下有这么一条:“这位老师很有学问,但他的职称确实令人无语。”一时心生许多感慨。1994年你就是讲师,现在依然是讲师。这个职称令学生无语,你可有语?谁说得清这是为什么!除了不被允许,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不去争,不愿争,不屑争,甚至懒得谈及。不光是职称,写作也如此,上周日阿樱说起老是忘了给你寄样报,你就说:“忘就忘了吧,不用寄了。我很久都不去留意哪些作品发没发的了。”职称升不升没关系,工资增不增不要紧,作品发不发无所谓,活得自在就行了。只是,总还是会有些东西偶尔触碰到内心的伤痛,猝然电击一般。你说,有次系里组织教师赴港一游,过关卡时,别人都是例行公事扫一眼就放行,你却被拦住盘查了老半天。为什么呢?敢情原本眉清目秀的你,偏偏那段日子懒得剃须,一脸胡子拉碴的怎么看怎么不像去旅游或考察的……
你在散文《蓝幽幽月亮圆满的晚上》曾作如此描述:“水沿大地流来,蒙蒙水雾中闪着光芒,像一大片蓝色的火焰。我怵然,四顾,蓝色的火海中,万物比在阳光下更现身相更见呼吸。……我恐惧,抬头,那个蓝幽幽圆满着的月亮啊,它的光立刻穿透了我,吞噬了我。如此冰凉的燃烧!我感着它蓝色火舌的遍噬:昏眩,窒息,中寒,冰结,我相信自己看到自己就要变成一缕青烟,沉沉地浸入江心。我震慑,疯狂,拼命拍打大地,我听到了母亲浑厚的声音;拼命拍打自己,我想听到人子独嘶的声音。那时,声音于我是生命惟一的证明。可我除了看到蓝色火焰外,全是寂静!水无声,火无声,风无声,土无声,草木无声而人亦无声,惟有蓝幽幽的一色溢满了一切。我绝望地张大了呼救的嘴巴,废然仆地,埋头入土。我无法面对如此强烈光芒照耀下的世界与自己。我又一次闭紧了眼睛。”面对蓝幽幽圆满的月亮,你感到恐惧、震憾、疯狂、绝望。你不但无法面对那月亮,也无法面对自己……你在万物透明的时刻深入心灵禁地,直面生命本真的极光,于是你不得不被击穿,甚至险些被焚化。唉,以你的智慧,怎么就不知道人在某时某地必须有所掩蔽呢!
其实,你早就意识到这一种危险的存在。你在《死亡经历——读张承志》中如是说:
“读一本好书,有时会成为一件不幸的事。
人们常说好友如好书,固然不错。但是当好友是个诤友时,有些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正如心灵的病痛总会在某刻被揭露为撕心裂肺的恸哭和沉默:疲惫而没泪。
诤友逼你直面这世界与世上发生的一切,诤友逼你直面你自己,你心中的感想与身外的言行。你力所不及的或不愿视听的一切真实铺天盖地、扑头劈脸而来了:鲜血、眼泪、苦难、毁灭、地狱、杀戮、绝望、诅咒、苦行、沦丧、堕落、忏悔、拯救、信仰、逍遥、速醉、掠夺、淫秽、圣洁、沐浴、纯朴……你一下子被抛入空中,没有阵脚。你只有听任这巨大的语言之风把你席卷而去,你无法落下,甚至无法预想你沉重而斩绝的一落在于何地: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堂之路抑或依然世上?何时:是今夜明晨还是永远的空中放逐?何种方式:是巍然屹立还是颓然仆地抑或手伤脚残踉踉跄跄?何种结果:是砰然砸地一座山还是轻于鸿毛一缕烟抑或无棱无角一卵石?你痛苦地、痛快地闭上眼睛,更清晰地感受你的被惨重击中的爆裂,感受你的被热烈焚烧的辉煌。从未有过的苦楚与快意淹没了你,你获得了一种类于创生与毁灭的感受,诅咒和赞美这突而其来的命这不可更改的命。巨大的语言和思想像阵阵风暴雷鸣,你精疲力竭地倒下但没有结束你的倾听,在被充实的过程中你可怕地空了,在不断的引证中血流满地、泪流满面。醒来后,你愣怔怔地一言不发,你发现自己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有意义的话,此刻你痛感大欢喜与大悲哀。”
然而,对这种死亡经历,非但你不避反趋,周围的这一小群人也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当年,你写出《死亡经历——读张承志》的同时,送我一套张承志作品集。我一读之下,即叫你多买几套,分别送给冬荒、白风等文友,三九文学沙龙人手一套张承志。哦,那《荒芜英雄路》,那《清洁的精神》,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震荡!
读同一本书,面对同一事件,各人的感觉、感受、感悟都不同,反应也不同。不说其他文友,就是我,与你也不尽相同。对人世间的美丑善恶以及种种复杂变化,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几乎无需辨识,我的判断甚至不必依靠眼睛和耳朵。与你不同的是,自小养成的拙笨和孤僻让我因祸得福,早早就把自己炼成了石头人,沉默和冷漠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错的铠甲。当然,减缓伤害的同时,我在感悟和表达方面自然也有所阻滞。但相对而言,当对立双方力量太过悬殊时,适当的自我保护还是必要的。毕竟,无论是牛虻还是没有利爪的豹子,生存是第一位的……哦,这是一个“丛林社会”,到处都是荆棘和陷阱,獠牙和白骨,还有毒雾和瘴气,而所有的人都打扮得光鲜体面,所有的幌子都金灿灿叮当作响……在亲情温爱中长大的你,在犬牙交错的人丛中,常常莫名其妙地“被宰割得沟壑纵横、鲜血淋漓”。
你是有抱负的。别的不敢说,至少在文学创作上,我以眼见的事实为凭。你写作,并不以出书或发表作品为指标,你说过要当超一流的作家(原话是不当一流二流作家,要当就当超一流)。首先你是因自己喜欢而写诗,进而呼朋引友切磋技艺,1990年在复旦大学进修时,就曾与诗友结社编印《南区诗报》,那里面不乏摧肝裂腑之作,如《七天断裂》、《生火的木和克火的水》……你并没有刻意为诗作寻找出路,任其自生自灭。1993—1995年,我陆陆续续在《惠州文学》编发你的诗歌,同时,也编发你的评论、散文,乃至小说。可以说,你是那两年在《惠州文学》发表作品最密集的一个作者,只是因为各种体裁使用不同笔名(诗歌天放,散文南木,小说南无木,评论杨凯毅),而不太引人注意。时隔十余年后,《惠州文学交流》在[响鼓重锤]栏目中推介你的散文,你的[作者小语]以这么一段稍显郁闷的话作结:“‘我们生活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并非虚言。我所喜欢的是诗歌,而诗歌不被认可。”大概,你这里所指不认可的人就是我。这其实有些冤枉,我何曾不认可你的诗歌?我编《惠州文学》时,重点扶持的青年作者,小说有子明和白风,诗歌有阿樱,散文诗有冬荒,而你,借你学生土牛的话说是多体兼善的,往往同一期中既有诗歌又有散文或是评论或其它。那几年,我发你的诗歌,比发阿樱的还多得多呢。阿樱诗歌、冬荒散文诗之所以脱颖而出、备受瞩目,是因为有你的精彩评论使之璀璨啊。我本来是打算接着就推介你的,但天不从人愿,《惠州文学》在文学味浓郁之时,生生被人从创作室移除,在中国文坛消失。我的“造星工程”只好不了了之。到了2006年,我再度出山,执编《惠州文学交流》(可恶的“交流”二字,生生把一个纯文学期刊弄出一副资料册子嘴脸),真要推介你时,竟然找不到人来为你写评论!谁叫你把评论写得如此精湛,又把作品写得如此深邃呢?没有人敢领这班门弄斧的苦差,我这个所谓的“全能战士”只好挺身而出了,笔分两端,既写人物印象记,又写评论。但是,我这人崇尚浅显易懂,一向不喜往深里说,用我粗浅的笔墨来评论你高深的作品,本来就勉为其难,诗歌偏又是我的弱项,就只好避生就熟,挑自己相对熟悉的散文来评了。嘿,尽管我力图“以南木的方式评南木”,耗尽功力写出《幽蓝:冰火碰撞的华章——读南木散文》,也被阿樱等人赞为本人写得最好的评论,但相比于你的评论,还是难掩粗糙和浅白。
哦,说到评论,不由要多絮叨絮叨。我至今都认为,你的文学评论,丝毫不逊于国内文坛炙手可热的那些评论家,所缺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平台而已。你写评论,不像别人那样居高临下,天女散花般乱抛高帽,或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而总是最大限度地融入作者的精神世界,感同身受地揣摩作者的情感历程,深入细致地挖掘作品的意蕴,竭尽所能地提升作品的品位。你写评论,首先是挑选评论对象方面非常苛刻,感觉不对路的或不太了解(文品人品两方面),你都不会答应下来,而一旦答应了写,你就不仅仅会认真阅读所要评论的作品,还要阅读该作者的所有作品,以及相关评论或资料,还要查阅与该作者及作品相近或相左的作家作品……你不计较所评作者的名气大小,刊发作品的期刊级别高低,即使是内部刊物,甚至是文学沙龙内部,你都全力以赴,不计血本,杀鸡偏要用牛刀,而且非得将这牛刀一磨再磨。你在自己的评论集《自相矛盾》的后记中,如此解释:“之所以做着这种被人认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的事情,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是许多默默无闻的作者,并不比许多已经出名的作家差;二是本地作者需要鼓励和扶持,也需要保护和记住;三是生活中的情谊很可宝贵,文字交往是其中一部分;四是我相信知人论世说,谈论眼前看得见的人,总比对一无所知者加以瞎说,要让自己心安些。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总之,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做。”你的评论,不但能恰如其分地解读作者作品,帮助读者更好的欣赏,还能让作者从中汲取养分,扬长避短,在创作上少走弯路。这样的文学评论,无疑是最难能可贵的、可遇不可求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学养,更重要的是认真,是诚挚,只有像你这样将评论与情义、责任、信用结合起来,当成功课来完成、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的人,才会这样煮海为盐似的付出。
你对惠州本地作家作品的评论,是从评冬荒散文诗开始的。那是1993年,你我结识不久。记不清了,我究竟是因为知道你擅写评论,才起意在《惠州文学》开设[今夜星辰]这个栏目,还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评论者,而跟你提及[今夜星辰]的,或者两者相因相承吧。我只记得,你当时是自告奋勇提出由你来写一篇的。写出来一看,我喜出望外,真是太好了,那评析入情入理,那文字珠圆玉润。那一期我也为冬荒写了一篇。凭心而论,我写的是读后感,你写的才是货真价实的评论。虽然是相形见绌,我却满心欣喜,为的是本地有了评论人才,而且是如此难得的品高质优!此后,即使你越评越慢,慢得我抓狂,我还是一有需要评论的就第一时间找你。
哦,那几年,按你自己的说法是“有了一段欢欣鼓舞的言说”。你那些热辣辣的作品,给惠州文坛带来了不一样的气象。
时至今日,你还因我对你的诗歌始终不予置评而郁闷,那么,现在我就补上一个说法吧——原谅我还是无法评论——就你的创作而言,诗歌当然是排在首位的,其次为散文,小说和散文诗写得太少,忽略不计了。你的诗歌,以内涵见长,而不以形式取胜。是的,我读你的诗,欣赏的是思想的深刻和锐利,仿佛一腔热血被焐在胸口冒着青烟,犹如一声狼嚎被摁在喉头颤动抽搐。读这样的诗歌,我身上的血也会升温变稠。我对你诗歌的推崇,看看我责编的诗歌版面,就一目了然。无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惠州文学》,还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惠州文学交流》,占诗歌栏目版面最多的,不是阿樱、黑色旋风等诗人,而是被我责成专攻评论的你!之所以在版面的慷慨与赞美的吝啬之间出现如此反差,一是因为你写诗根本不需要鼓励;二是我本人于诗歌见识有限,自觉藏拙;三是出于某种担忧,不愿你陷溺太深受其所害(正如你所言,你是用诗歌来思考的,而你在进行这种思考时,难免脱离冷静)。这最后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我胆小怕事,而是我骨子里比你多一块冻石。从根本上说,冲动是必要的,热血是可贵的,但无谓的牺牲是最可痛惜的,现世显然并不是献祭的好场所……
当然,你散文的美,更容易为人所见,也更容易述说些,且让我偷偷懒,将刊于《惠州文学交流》2006年9月总第5期的《幽蓝:冰火碰撞的华章——读南木散文》开头和结尾的文字剪辑过来——读南木散文,尤如穿行在燃烧的冰川。满眼幽蓝。那是火焰,是远天,是深海,而我总想到冰火。洁净的文字让我想到冰块,晶莹剔透;理性的思辨让我想到冰峰,奇兀冷峻;而奔突于字里行间的激情,却如厚冰也镇不住的火舌,直抵人心。读南木散文,你无法无动于衷,你不得不受其感染或刺激,你甚至会有痛觉——要么是那冰块硌了你,要么是那火焰灼了你,而我常常是感受到冰火双重的灼痛。我看到,一颗血淋淋的灵魂,在燃烧的冰川上舞蹈,那眩目的幽蓝华彩,惊心动魄而又冷凝沉郁。……南木散文的特色:深沉隽永,缜密柔韧,情理相激,凛冽铿锵。读着南木这些剖心剔骨的文字,我时常会想及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更常常想起南木经常提及的一词:自点天灯。作为南木俗世中的朋友,我不忍看他日夜经受如此冰火两重天的煎熬,而祈愿他能够坚冰合围、护住心灵不再破裂渗血;但以文学编辑的自私,我则残忍地希望南木在燃烧的冰川中长舞不止,期待着欣赏更为眩目的幽蓝。
我总说自己幸运,这并非虚言。在惠州的这二十年,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就是我的幸运之一。
我们结识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在惠州短暂腾飞之后迅即回落之际,随着经济大潮的激荡,文化也出现泡沫效应。九十年代初,惠州有十几份报刊,到了中期,报纸就只剩下日报一棵独苗,刊物则是连根拔掉了。我个人的创作,也由阵地战转入坚壁清野。如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要说,你的介入,无论是对惠州文学整体还是对我的个人创作,都有不大为人所见却是历久弥新的助益。
你的作品和评论,给惠州文坛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带来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诗歌方面,不再总是温婉的爱情吟咏,而多了一些激越的呐喊和嘶吼。散文也稍敛简单叙事或浅白说理的风气,转趋情理相激、自然灵动。哦,更值得一说的是小说。南木你惊讶于后现代小说迟至此时才在惠州露头,但你未加考察并注意的是,此前的惠州文坛,甚至连意识流小说都不曾有过。与你的交谈,让我留意刊物的艺术流派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问题。几经努力,我们联手撕开了传统帷幕,让后现代小说登堂入室。我组了三篇后现代小说——周崇贤的《擦肩而过》、天然的《诉说》、陈小虎的《写给一个叫草的女孩的小说》,集中登载于1994年第5期的《惠州文学》,并刊登了你的评论《试读三篇“怪”小说》。诚然,如你所说,后现代小说在全国已经熙熙攘攘热闹了好几年并且开始冷清下来。但在惠州,却还是如怪物一样显得稀奇古怪,如此隆重其事、成群结队地亮相,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昭示着惠州小说创作已经发力追赶潮流。此后,你还亲自操刀,写出后现代小说《叔爷婚事考》,刊发于《惠州文学》1995年第3期,同期还有黑石的《随雨纷飞的紫荆花》。这些多少有些怪异的小说,悄悄改变着现实主义在惠州一枝独放的格局。
那个时期的《惠州文学》,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由你主打的评论方阵。一年多时间,你为冬荒散文诗写了《简化?淡化?净化?幻化——冬荒〈风信子〉感人的言说方式》,为阿樱诗歌写了《浅谈阿樱诗中水与鸟的象征意义》,为陈小虎等三位作者的后现代小说写了《后现代的言说方式——试读〈惠州文学〉三篇“怪”小说》,为我的诗歌写了《是谁面临了一种困境:自相矛盾——谈李勤〈无缘的爱〉对人类处境的揭露》……这些精湛深邃的评论,因其深刻的思考,精辟的见地,缜密的论述,精练的文字,而让读者印象深刻,对所评作者作品都兴趣陡升,急欲读之而后快。你的评论不动声色地引导着惠州读者的审美趋向和阅读趣味,使之得到澄明和提升。此前的惠州,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寥若晨星般的几篇作品赏析,尽管是编辑们费心组织或亲笔写就,实际上却也是读后感式的(我本人也如此),且限于观念的陈旧或学识的浅薄,大多流于喝彩捧场,而不能给作者和读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而你,有精良的学养为底蕴,又有把文学当作一生的功课来做的认真,更有以本地作者为友荣辱与共的诚挚,所选的立足点既高,取的又是知人论世的道,写出来的评论既有穿透力,又有放射性,还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索。比如,都是评冬荒的《风信子》,我是谈谈自己的感受,赞赞冬荒的文笔和情思,再揣测一下藏于字里行间的心事,虽说浅显易懂,对作者读者双方却难有大裨益。你则从言说方式入手,将之概括为简化、淡化、净化、幻化,让大家从艺术层面上来解读冬荒散文诗的美。用个通俗的说法,我谈论的是邻家兄弟的趣闻轶事,你评述的是青年诗人的艺术特色,两相对照,高低立判。再如评阿樱的诗,不要说读者读了你的评论对阿樱的诗歌恍然大悟,就是阿樱本人,也被你的评论感动得不止一次流泪,从而将你引为知音。当然,最能体现你“化腐朽为神奇”功力的,是对我诗集《无缘的爱》的评论。对我的诗歌,有说浅白有说深刻,真个是见仁见智,南木你说一句“读李老师的诗歌,通常能感觉到一定程度的震撼。”(某次沙龙讨论时针对《家的感觉及其它》而说的话,后半句是“而这首诗,这种感觉较弱。”)我已经满心窃喜,哪想到你竟然提到了“对人类处境的揭露”这么一个高度上来评析——果真如此,我足可瞑目、死而无憾矣!要说你是任意拔高吧,你的评述是那么丝丝入扣、有理有据。作为作者,我在衷心感激之余,却也深感惭愧,同时,也生发一种朝那高处深处不倦攀越的豪气,因为,我从你的评论中看得到该走的路径……
咳,这种态势如果能够延续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努力或许有看得见的硕果。可是,砍树容易栽树难,从来如此!《惠州文学》因文学性日盛而深得省内外同行赞赏之日,即是它濒临夭折之时。有个政坛文坛两头都混得开的能人,先是掌控了市文联和市作协,继而以行家身份向市文化局领导进言,说文化局拿钱办文学期刊是不务正业,应该放出去让其自谋生路,搞得好还可以收一笔管理费……文化局几届领导都认为创作室办文学期刊“名不正言不顺”,《荔风》能够赢利当然成为香荸荸,《惠州文学》初期靠赞助费也能维持,局里也就无可无不可,后来随着惠州经济大潮回落,理事们再不肯大方赞助了,局里就必须每期补贴一定经费,文化局本身是清水衙门,掏钱办刊物本来就肉痛得紧,但因刊物名声在外,要停掉它又怕担骂名,闻言乐得顺水推舟,把《惠州文学》推了出去。
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背景条件而孤立地看。作为社会人,个性再强也不能为所欲为。纵然我无限热爱文学期刊编辑这一职业,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人为导致的我编辑生涯的中止,才让我们不再是编辑与作者,而是纯粹的朋友,得以在完全平等、没有功利的环境氛围中相处,才有三九文学沙龙和朴璞文学沙龙的诞生,以及其后的惠州文学论坛、朴璞文学论坛……
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文友们不致因失去文学园地而荒废了文笔,我和你商议组织文学沙龙。不需多废口舌,你完全赞同。于是,三九文学沙龙于1996年3月9日成立,成员除你我之外,还有白风、冬荒、阿樱、飘然,共六人。
命名为三九文学沙龙,是你提出的。当时,几个人提出了好几个沙龙名称,都无法获得多数赞成通过,你说就叫三九吧,刚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我也因前有“三九学社”,而不太满意,便问为什么要用三九命名。你解释说,三和九,在古文里都是大数字,隐含大气,恰巧这一天是三月九日,取名三九顺乎自然,而且,三九的谐音就是生久。如此一说,大家就不再争议了,一致认同了“三九”。因为,我们搞这个文学沙龙,就是为了“生久”,就是不愿自己的文学理想被泯灭于物欲凡尘啊。
三九文学沙龙从成立到终结,都没有明确过宗旨和目标,一切似乎不言而喻,至于规则,也只有一个粗略约定:每月集中聚会一次,每个成员必须交作品,沙龙聚会由成员轮流主持,主持人有权邀请特邀嘉宾参加当期聚会,负责记录讨论内容,讨论分书面意见和口头两种进行……
自1996年3月9日成立至1997年11月终止,沙龙共聚会14次,成员提交讨论的作品共计81件,平均每人每月作品0.7件。
此刻,我正翻看着那一摞“作业”。那些手书复印的稿子,每人一捆打包,十多年了,我保存得好好的。那里面,不乏闪光点,有些甚至是沉甸甸的璞玉。每一份稿件首面右上角以及最后一页背面的红色笔迹的“某某某阅”和评语,真的像是老师批改作业,那代表着我们全体的严肃认真,标示着我们对文学的诚挚。
三九文学沙龙存活的那一年多,除了每位成员都不同程度的坚持了写作、或多或少都有所获外,较有意义的是普遍使用了读书随感这个形式。记得是你起的头,第二次沙龙作业,你交的就是读书随感《读〈人景?鬼话〉和〈离异——一个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你的读书随感,一点也不随便,而是非常严肃地探讨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我在你文稿上写有旁批:“文明社会有太多禁忌,这有时成为幸有时成为不幸。是的,有个‘度’,但‘度’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时间,各有不同。”此后,几位成员陆续写了读书随感。因此,才有了后来轰动文坛、引发全国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热潮的《读〈恐惧〉的恐惧》。此外,同题作文也是三九沙龙的一个有益尝试,我视为对得起作家称号的小说《黑白》初稿,就是三九文学沙龙第七次作业的同题作文。
《黑白》之后,本来还有一个同题作文《红颜》,结果却是所有成员都拿不出来。《红颜》的“流产”,是三九文学沙龙衰败的开始。
你是认真投入的,那几期的作业《认真生活一次》,《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九六年度文学沙龙情况总结》,都表达着你的执着。《认真生活一次》,确实是一次认真的写作,质朴地谈及你生活和工作现状:环境早该换了。长期以来,这个环境让我无法真正介入正常的真实的生活……我的生活从那个时刻起就已经被扭曲了,在这种被扭曲的状态和自我意识中我又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艰苦地争取着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也体味过不少生活的真实和温馨……一次次刺痛让我一次次陷于不良的情感之中,人是不能这样长期生活下去的。也许可用某种哲学从认识上加以超脱,从心态上加以调整,但我觉得其中欺骗和退避的味道极浓,有时甚至可以嗅出其中散发出来的腐败和死亡的气息……当然,我是知道我已无法抛开一切,冲决一切,只为自己活,只认真关切自己的自由、尊严、个性、才华……等等。因此我时常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应该从六十岁开始。”而现在,有机会“换个环境,认真生活一次”,想想,弥足珍惜。我评道:“面对这认真,我不敢妄语。”不过,我正视了你的认真,却没有真正重视你对当时所处环境不适的严重程度。此后,你真的起意要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换个环境,要调动到汕尾去,似乎对这调动充满期待。我听说后却坚决反对。尽管知道你去汕尾,你妻子的娘家人会帮你理顺人际关系,也许可以有所发展,但是,作为侥幸从那片腥咸土地“胜利大逃亡”的我,本能地认定汕尾不适合你,正如不适合我一样。我断言:“你去汕尾,绝对没有好下场。”我还动员陈小虎一起说服你……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忽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如果你那时真去了汕尾,是不是可以“认真生活一次”呢?
三九文学沙龙之所以后来流于“陈设化”并且无疾而终,关键在我这个沙龙发起人身上。那时创作室全体转向戏剧创作,为了对得起那份工资,我不得不在编剧方面作各种尝试,什么小品、相声、歌舞剧、话剧。还请了一年创作假,在家潜心写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海客》,却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在“正业”(戏剧)未能出成绩的情况下,我觉得投入精力搞“副业”(文学)于心不安,下意识地压抑了文学创作的冲动。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受挫感,令我心灰意冷。由《读〈恐惧〉的恐惧》到《黑白》,一方面是因读书、讨论而日渐清晰的创作者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却是创作实践的力不从心。来自外部的挫败,比如不能发表或非议,都不致气馁,但一旦确认自己的思想力和表达力都不达标且无法提升,便无以为继了。于1997年,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封笔。自然而然的,沙龙也随之废然而止。
我们的交往,并没有因沙龙的终止和我的封笔而中断。在那几年,你也停止了创作和评论,封笔封得比我更久更干净。生活中,你倒是有不少建树,结婚,生女,买房……据说,你玩了近十年的(电脑)游戏。以至于到了2006年,你以南木之名活跃在惠州文学论坛时,你担任班主任的学生竟然和你灌了大半年水还认不出你来,因他所认识的老师是不搞文学而热衷于打球、电玩的。现在回头来看,才觉得奇怪,不谈写作,不搞文学,我们两家依然走得那么近。我们没有询问彼此停笔不写的原因,也不谈论对当时文学现状的忧虑和失望,或是探讨未来的走向。也许,彼此都清楚,这只是一个蛰伏期,创作欲只是被埋藏起来,而非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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