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的梌山老去的风
文/云梦遥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江河,几乎所有的文明都留存于江河两岸的大地上。江河水忧伤地流淌,仿佛时间的眼泪,不舍地将一切带离,然后,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好,有大地在,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根,生了根便不能再走,所以它们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老的人,看河水流淌,看时间流逝,看世事沧桑。毫无疑问,水边上的那片土地一定是见识最广的老人,或许是因为靠近河流的缘故,所以古往今来,人们最喜欢同他交流,自然,他知道的故事最多。
梌山,确切地说,不能算是一座山,只不过是一个小山包罢了,但梌山之于惠州,就如中原之于华夏,它承载了惠州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西湖之畔两江岸边,在水边生根的梌山已经在那里好久好久了,久到有好多人都已经不记得它了,但它却一直以一种最虔诚的姿势匍匐在那里。梌山不像西湖边上的丰山、孤山那样高高地站立着,俯视周围的一切,千百年来,人们把目光给了它们,却把脚步给了梌山。或许正因为梌山一直被人们踩在脚下,所以才会被忽视,当我提起梌山的时候,身边的人大都摇头,不知梌山在何处。梌山就这样躲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藏在繁华的街道尽头,在城市的一隅独自守着沧桑。
我不知该从哪里走进梌山,不知该从哪里走进历史。犹豫中,脚步已经不自觉地登上了古城墙的台阶,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这是一条通向那遥远从前的最近的一条路。是因为明城墙吗?
明城墙的墙缝儿里随处可见倔强地生长着的植物,它们一直努力地想在这古老的墙壁上生根,在石头与石头之间,它们总能寻得到当初的土壤,然后一头扎进去,钻进时间的隧道,汲取历史的养分,盛开着生命的嫩绿。于是,被榨干了的土壤便不再具有凝结的力量,墙体上随处可见的缝隙中,被填满了水泥,那水泥堵住了缝隙,也堵住了走向历史的通道。只有那些绿色的生命在历史的土壤中绽放着灿然的微笑。踏着石阶的青苔,感叹着绿色的生命,听着从墙缝中传来的江水流淌的声音,梌山,近了。
风捋着一棵老榕树的胡须,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聊天、打牌……时间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我倒像一个贸然闯入的孩子,慌乱中收住急匆匆的脚步。在历史面前,人们始终是个孩子,辈分最小的孩子,却也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试图去了解历史——这个最老的长辈,他有多老,没有人知道。因为没见过他,所以只能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碎片中寻得一扇窗,然后推开,走进去。只可惜,时间关上了一扇又一扇窗——北宋的野史亭、历代的府衙,还有那些隐去的“笃笃——咣咣”的更声……当时针在表盘里旋转,时间却飞逝远去,历史也没能在旋转中倒退,只有那重建的望野亭、中山纪念堂在刻意地模仿着历史,殊不知,历史正站在远处发出苍老的笑声,尽管那笑声中带着无奈和嘲讽,但也无碍亭子里老人们的纸牌游戏,无碍堂前野狗的小憩。
尽管我们很难找到一扇直接看向历史的窗户,但是,那些真实的发生在相同地点、不同的时间里的一件件事却重叠着在我们的眼前次第闪过。只要我们找到一条时空隧道,便可以走进去一窥究竟,那隧道可能是一间房、一座亭、甚至是一阵风。
孙中山先生的塑像英姿飒爽地矗立在中山纪念堂前,他一手拿帽,一手背于身后,凝视着远方,目光是那样的坚毅,他是在注视着不远处“天下为公”这四个大字吗?天下如今已是天下人的天下,他知道吗?虽然那个“公”字即使是在现在,写起来依然如此困难,但他的目光却抵达更远的远方,他的目标、他的理想或许可以在那里得以最终实现。塑像的底座四周刻满了浮雕,“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的场景在阳光下变得鲜活起来,嘚嘚的马蹄声、嗖嗖的枪弹声、挥动着砍刀的吼声划破了纪念堂前的宁静,孙中山先生却依然淡定地站在那里。三洲田起义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是该被刻写,尤其它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更是意义重大,或许正是通过了这次起义,人们才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孙中山,他才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他如今站立在这硝烟之上,是否找到了当初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否在追忆那些过往的云烟?他把硝烟踩在脚下,才会如此淡定从容吧。
廖仲恺纪念碑立在塑像的一侧,这对革命的搭档,穿过历史的云烟,在朗朗晴空下依旧可以亲切地对话,玩耍的孩童听不懂他们的言语,但那习习凉风中分明裹满了两人的坚毅和英勇,他们的对话依然显得焦虑,那些忧国忧民的焦虑的言辞惹得树叶沙沙作响。又或许是廖仲恺先生在诉说国父走后他的艰辛,在那么多人背叛了“三大政策”并企图搞垮他的时候,他有多么想念他,无论多难,他都坚持着、前行着,这个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无论多么的不屈不挠,最终却没能躲过卑鄙的冷枪。两个人都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一个因过度操劳病逝,一个被可耻的叛徒暗杀,今天在这里重聚,是否可以举杯共庆?周恩来听见他们的谈话或许也会穿过几十年的历史迷雾再次出现在梌山,他不必再做什么重要讲话,他要做的只是和那些孩童一起,享受日光的洗礼。
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包,曾留下了多少人的足迹,曾忍受过多少炮弹的轰炸,曾回响过多少豪言壮语……中山公园处,自从公元590年隋文帝设置循州总管府开始,便一直是历代府治的所在地,唐宋年间府城的面积还很小,直至清朝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府城。如果早一千年来惠州,人们一定知道这个小山包,因为这里曾是唯一一处热闹繁华而又庄严肃穆的地方。可惜现在,城市里太多的繁华吸引了人们,谁还会记得这样一处临水地带?
水边的梌山哟,你是否还会忆起当初的宁静,是否还怀念那鸡犬相闻的闲趣,是否还会记得历任最高行政长官那些踱来踱去的脚步,是否还会想起东坡居士的面容……快告诉我,这一千多年里,你都看到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多想站立在这里,定定地站立在你的身体上,然后,和你融为一体,可我还是要走开,宁静也好,硝烟也罢,你都已默默地承受了所有,因为你的根在这里,而我的呢?我本是大山的孩子,却执意地要生活在水边,我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重回大山,还是依然静默在水边,但此刻,我要行走,等到走不动的那一天,再听你讲那些还没告诉我的故事,就像徐铉一样。
徐铉,这位扬州人,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能在这水畔的梌山上永久地停留,他甚至在生前都没有听说过“梌山”这个名字,他没听过梌山,就像许多人也没听过他一样。或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让这两个容易被人遗忘的山和人相遇。
提起与惠州有些渊源的文人,人们总会想到东坡,东坡在惠州几乎是家喻户晓,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徐铉。以致于我在梌山上转了好几圈,走街串巷,问了数十人,也没人知道“鼎臣亭”在何处。最后,还是次日巧遇熟知惠州历史风物的邹永祥先生,幸得他一路将我带到鼎臣亭下,我才知道这荒芜“名”亭之所在。
这座外形独特的亭子更像一个三层小楼,之所以叫做鼎臣亭,是因为里边存放了徐铉的遗骨。徐铉,字鼎臣,五代宋初的文学家、书法家。说到文学家,他没有他服侍过的主子李煜有名,但那个才华横溢的李后主的墓志铭却是徐铉所作;还有众人皆知的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在出自全宋笔记《类说》,其时那个做不好君王的李后主派徐铉使宋,谋求和平,徐铉在太祖面前,言辞极其恳切,与赵匡胤辩驳再三,太祖终辩不过他,遂拔剑而起,怒斥徐铉:“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再有一件事也被人们津津乐道——北宋女僧道安诬徐铉强奸这一历史谜案,《宋史》中就有两处提及,不知是否确有此事,但徐铉终因此事由“给事中”被贬为“静难行军司马”。这个《说文解字》一书的修订者似乎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不知道这位 “生性简朴淡泊,少私欲,朴实正直不造作”的徐铉怎么会惹上“强奸案”这样的官司?官场中的是是非非,不是我这个小平民百姓所能看透的,或许就连身在其中的徐铉也未必能看透,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后被移葬在这梌山之上,因为他一生从未到过惠州。据考证,徐铉的后人徐德明任广南东路防御使,为防军事政敌挖其祖先墓地报复,便设法将先人骸骨迁至惠州,安葬在梌山之阳。在查阅史料得知此事之后,我不禁愕然。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祖坟最讲究风水,若祖坟被挖则破坏了风水,是要影响到子孙后代的,所以子孙对祖坟的看护相当认真,但是徐铉的后人怕祖坟被挖却先自挖了祖坟,就不怕坏了风水?就不怕遭祖先的唾骂?这究竟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破坏?徐铉若是地下有知,不知肯不肯来这梌山之阳呢。当然,祖坟风水,已被归为迷信的行列里,但在那个很难把握自己命运的古代,把自己的一生、甚至后世子孙的命运都交给“风水”这样的事物来佑庇,也不足为怪,人们能依靠官府还是能倚靠自身?既然无所依,那么把命运交给风水好像成了最好的选择,毕竟它是一个寄托,一份美好的心愿。这份寄托,这份心愿里更蕴藏着对祖先的敬意,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得以彰显,孝道至今仍应提倡。
鼎臣亭就是在民国时候徐铉的后人建造的,千年之后,徐铉的子孙依然记得他,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承,一种延续,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鼎臣亭的历史并不长,但几十年的时间足以令人们将名亭遗忘,它被淹没在历史中,早已不见了建造时的恢宏,两把锈迹斑斑的锁锁住了通向鼎臣亭的两个入口,鼎臣亭因此而更显荒寂。尤其是在这个历史遗迹随处可见的梌山上,鼎臣亭比之望野亭、中山纪念堂、文笔塔则更显孤寂,不为人知的鼎臣亭成了这苍老的梌山上最苍凉的一笔。
梌山上的时光是悠缓的,夕阳西下之时,它便更加深沉地隐藏起来,连同那些远去的人、远去的事一起,隐藏在暮色中,只有那吹拂的清风,还缠绕在梌山上不肯离去,但这风,也终究会老去,随着落日、随着故事一起消失在昨天,还有我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