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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生际遇,有多少是必然的因果,又有多少偶然的云烟,谁说得清呢?
出身并不等同于身世,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因素,左右着一个人的禀赋。
你微笑。你知道我一向要强,笃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没错,我还不至于颓废到听天由命的地步。我记得自己的话,人不能屈服于命运,而要敢于运命——掌握自己的生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懂得感恩的人,是不会挑剔出身的。真正坚强的人,也不会抱怨际遇。
感谢生活,无论生活给予我的是温馨还是严酷。
6
瘦削的脸庞架着一副眼镜,高昂的头颅,睨视的目光,无一不显示着你的高傲。
你姓邓,是从甲东中学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贬到金湖小学来的语文老师。
也许,你知道在你到来之前,这所小学甚至整个村子的人,全都知道了你的丑闻——与班上的女学生到海边礁岩谈恋爱,被学生家长逮个正着,打得头破血流并扭送回校,最后不得不接受处罚,调到小学任教。你知道周围布满了不怀好意的眼睛,于是干脆用高傲把自己包裹起来。
不,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起你,并非要议论你的是非,或是要为你鸣不平。说实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作为在闭塞落后的渔岛成长起来的十二岁少女,我对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你,殊无好感,虽然内心里也有一丝丝同情,但更多的,却是猜忌与畏惧。
我之所以记得你,是因为,你是第一个过问我的“写作”并给予评议的人。
但你不是我心目中的启蒙老师。恰恰相反,你差点就成了我文学梦的毁灭者。
那时,我在金湖小学读初中,暗地里开始了练笔。说出来让现在的人笑话,我练习写作的第一个难题,竟是“地点”。记叙文三要素的人物、时间、地点,我觉得人名是可以随便安的,时间也可以随意写,而地点……要是编造的话,如果人家去查,查不到怎么办?我是个死心眼的人,周围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或商量,琢磨不透,就自作聪明地选了一个隔得远远的地方来写,一开笔就是“辽西走廊……”写的是儿童团与日本鬼子作斗争的故事。
在小学生作文本上写满了两本,第三个本子写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出现了。是我哥把你带到家里来的,向我索要那习作本子看。
当时我正在织网,本想抵赖说没有,但看到一旁的哥哥,知道这“内奸”早己掌握并出卖了情报,无奈之下,从网桶底下取出本子,像被当场捉住的小偷上交赃物一样,交出了那三个本子。
那薄薄的三个本子,你拿在手里翻了不一会,就看完了。然后,你冷冷地问话,像冰雹般抛掷过来:“你知道辽西走廊在哪儿?”
一句话就把我呛得冷汗淋漓。我答不上话,无地自容得恨不能像抹汗一样,即刻抹掉所有的文字。
邓老师,你应该还说了些话的,比如写文章不能信口开河、胡编乱造,要从身边熟悉的人物事件入手……但是,此时的我,只求你快些走开。而你一走,我三下两下就把写了好几个星期的三个本子全都撕毁了。
这短暂的谈话,差点彻底断送了我的文学梦。此后,我好长时间都不敢再动笔写作文以外的文字。
应该说,邓老师你并没有错,说的都很在理。事隔多年,我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以后,也衷心感谢你的当头棒喝,令我在错路上甫一探足就收回脚来。这一次的纠错,对于我的写作生涯,是意义重大的。只是,邓老师,如果你能换一种态度,换一种方式说话,温和一些,婉转一些,先给我一点肯定和鼓励,再指出我的错误,我相信,效果将会完全不同。
要知道,你当时的谈话对象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不是可以与你平等对话的文友。而在当时,写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不要说女孩子,就是成年人,四周围也难得找到一个搞文学写作的。更何况,你那种特殊身份(犯生活作风错误的),给人的感觉本来就很怪异,身为女学生的我,根本就不敢也不愿意和你说话。
你更没想到,写作之于你我,可谓有天渊之别。你是城市人,见多识广,受过高等教育,原本是高中语文老师,你有自己的宿舍,可以想写就写。我不知道你有没尝试过写作,也许你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有条件写作却并没有真正写过。我呢,长到十二岁,却还没到过县城,当然更没到过什么辽西辽东。而我家刚刚从牢狱之灾中解脱出来,我的父母当然不会赞许我去舞文弄墨。我每天除了上学读书,还要筢草或做家务,剩下的空闲时间要织网。夜晚并不是我可以利用的时间。那时没有电灯,也就不存在具备照明设施的公共场所,家里掌着煤油灯的那个时段,我必须织网。待到要熄灯了,自然就该上床睡觉了。我那三个本子的文字,是在某些不大要紧的课堂上遮遮掩掩写成的。
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地下工作”那么快就败露了。而你高高在上的不屑态度,咄咄逼人的问话,一下就让我魂飞魄散、缴械投降了。
感谢我内心深处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以及难于口述的愤慨和希望,让我最终鼓起勇气,重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一直走到今天,终于能由衷地说一声:谢谢你,邓老师!
是你,让我一开始就知道,文学之路长满荆棘布满坎坷,给什么绊住或在哪儿摔倒,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必须自己爬起来并且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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