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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只记人家好的,不记人家不好的。据说,能这样做的,就是幸福的人。
果真如此,那谁都不难给自己找到幸福哦。为什么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不幸福的人呢?
我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多数人会认为我不幸福,却会有少数人认为我非常幸福。
你是知道的,我谈论自己的经历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幸运”。因为,我得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却都是难能可贵的。常常自感幸运的人,不用说也是幸福的。
32
纠结。
莫名其妙的,每每想及你,都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觉,混沌而凝固。
这种感觉,似乎尚未正式认识就开始了。耳汝尔,在我的记忆中,你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文化站召开的业余作者会议上。那也是我首次进入甲子镇的业余作者圈,当时是有参会者介绍的,但我一个也没记住,只是对其中几个人的发言有点印象。我本来并未留意到你,之所以记得你,是散会后走在街上,发现有个刚才一起开会的人走在另一边。由于先前有过巧遇牟河的事,我本能的不想与人同行,于是加快步子向前赶,见对方也加快了步伐,我又故意慢下来,那人竟然也跟着慢。显然,那人是有意“陪同”的。当时,别提我心里有多别扭了,总不能撒腿就跑或是站住不走吧?那时阅历少道行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脱被陪同的窘境。
那个人,就是你。你是怕我独自回去不安全,有心护送,感觉到我那种极不友善的戒备,心里还颇感憋屈。
哈哈,可不就是还没认识就结下疙瘩了嘛!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什么接触。我从詹德贤嘴里得知,你在甲东教书,喜欢写小说,他不止一次提到你的小说,说是又长又……说你上一次拿来的小说,他还没看完呢,你又送来更厚的一迭稿,大有应接不暇之苦,转给别人看,也没人能看完。于是,我说,拿来我看看吧。
你的小说,确实是写得太长了。篇幅长,句子也长。你的文句,有点像人家说的“欧化”,又不全像。欧化文句长是长,却是洋里洋气的,透着优美和浪漫,你的长句子却又拧又拽,让人读来特别费劲。不过,我却还是读得下去的,而且,我认定你将是甲子这帮文学青年中写小说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我从你的小说中读到了厚重,题材与主题双重的厚重。虽然这厚重透着浑浊,但这浑浊是可以随着写作技巧的提高,而得到升华的。可以说,我是最早能欣赏你小说的人之一。
加盟《萤光》之后,你就经常到我处走动了。记得是闻亮带你来的,之后更多的是和夏宇等人一起来,间或也单独前来。你的情况,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大,年龄和思想都比较成熟,似乎经历的磨难也多些。嘿,你的作品和表情,都有点苦大仇深的意味。
和你交谈,难称愉悦。你的谈吐,与你的文字风格相同。你所说的,多是具体而琐碎的事情,有时难免觉得乏味。我自己是个闷葫芦,并且在某些场合刻意追求言语枯燥、表情呆板,但说实在的,我绝不希望对话者也如此。你当然不像我这么古怪刻板,有时甚至也会来段幽默或纵声大笑。只是,你幽默得不轻松,倒让我听出刻意来,你的笑声,对我也没有感染力,印象中似乎从未有过兴高采烈的时刻。即使是单独相对长谈、深谈,也未曾有酣畅淋漓的感觉,总觉得没有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这种感觉,在我的朋友交往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一开始,我将你定位于文友这个层面。三十多年了,我们都还在写着。你我都是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只是我是以小说带动其它,全面发展,而且因职务的方便,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多些;你却为生活和工作所累,写作方面只能抓大放小,渐渐更专注于小说了。
在写作上,我们互相间可以说是批判地欣赏。各自的写作套路不同,用武功相喻,你练的是“大力金刚掌”,我练的是“太乙游龙剑”。你总觉得我的作品题材偏窄、避实就虚,我则嫌你表达滞涩、灵气不足,却又彼此心存敬意,承认对方功力不凡、不可小觑。
当年那帮萤光文友,如今多有出息,好几位在省内外文坛上呼风唤雨,各领风骚。但我还是认为,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坚持得最好的,是你。
你虽然只出了一本小说集,但集中作品都是货真价实的,不掺水,不混油,不耍花枪,不搞噱头。其中《滴血的墓碑》曾上过《作品与争鸣》,是颇有震撼力的扛鼎之作,《天祭》、《地有多厚》等也都是势大力沉的拳头作品。这些作品,是你深入生活厚积薄发的结晶,也是厚重文风的标本。悲惨的故事情节,艰涩中透释世俗善恶;揪心的人物命运,纠结中剖析人性美丑;凝血的生活场景,晦暗中闪耀作家良知。
我们也曾有过一些故事的,而且各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亲笔描述过,是吧?一个故事,当事双方演绎出来的版本或许大相径庭呢。因为故事当中,彼此未必洞悉内情、明了真相,感受更可能是南辕北辙。
1983年的春节,大年初三,你受伤住院。这一意外事件,在我们的交往史上或许是个拐点。那天下午听闻亮说了你受伤的消息,我即和他一起前往探望。此后几天,我和其他几拨萤光成员一起去,有时甚至是独自一个人去……
虽然谁都没说此事与我有关,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确实与我有关!
就在出事两三个小时之前,你和闻亮还在我那间小屋坐着,三个人一起聊得很好。你应该是回老家过年刚回到甲子,带了几个水果罐头给我。你和闻亮一起告辞时,我叫你把罐头拿回去(当时的言语和态度应该是相当生硬粗暴的)。你显然没料到我会是如此这么一种做法,非常尴尬,你我僵持不下,最后是闻亮把水果罐头带走了。你好心好意送我一点家乡特产,想让我补充一下营养,却被我“穷凶极恶”地拒绝了,那一份郁闷、颓丧、懊恼,可想而知。你只是不知道,遭受我如此恶待的,并非只有你一个。在此之前几天,闻亮已先于你触楣头,他春节前送了几个年糕来,同样被我拒绝,他不肯拿回去,我说出了:“不拿回去,我就丢出去了!”后来是我邻居罗老师出来打圆场,接收了年糕。你说,我今天怎么可能当着闻亮的面收下你的罐头呢?
“不接受同龄异性赠物。”是我给自己制订的不成文规则。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公开宣布或解释过,但人们传播的那些我的怪人怪事多少有所涉及吧。即使没听说过,也该想得到,如果不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不近人情之举,我这么一个循规蹈矩、勤奋好学的老实人,怎么会成为众人口中的怪人呢?可见你对我还是缺乏了解哦。也正是因为你对我认识不够透彻,导致了某些错觉,忘记了你面对的是一个怪人,没有作好应对特殊遭遇的思想准备,而一旦真被“好心当作驴肝肺”,才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反观我其他朋友,比如岳青等人,他们的好意受拒时,都表现得相当平静,不影响心情,也不影响感情。
听说你在那天下午出事受伤,我条件反射就是——我害的!在医院里你叙述事件经过,说你从家里出来,没走多远,正要从几个嬉闹着的小青年中间穿过,不小心自行车前轮蹭着了其中一个的裤角,不巧的是,那是一帮街上的小混混。没容你分辩,小混混蜂拥而上,挥拳相向,其中一个还抽出藏在身上的铁器,砸向你的脑壳……
别人也许不会把我和这暴力事件联系在一起,可我十分清楚,祸根在我!如果不是先前你在我这里触了楣头,如果你当时不是那么心情败坏、魂不守舍,身为熟知当地恶俗的甲子人,推车过那条街巷怎么会蹭到人,在家门口被人围殴怎么会想不出脱身之计!
心中有疚,加上是春节期间,别人多有应酬,我是怪人既无应酬也无禁忌,自觉应该多去看看你,免得你孤孤单单躺在医院里太凄凉,所以探视得频繁了些。一次我独自一人去时,你一位同室病友拿我们开玩笑,说些带有明显意味的话,我知道不能再来了,否则,引起别人误会还不要紧,造成你更多错觉就麻烦了——从你的反应看,他这话不是第一次说的了……这一次,我没像前几次那样来去匆匆,而是在你病床边坐下,和你聊了好一会。
耳汝尔,你可了解我当时的心路历程?其实,我早已觉察你对我有特殊好感。你一段时间来比平时更常到我小屋来,却比往常显得更不愉快,一副烦燥不安的样子,话语也少,却比平时还待得久。从这些蹊跷表现中,我悟到你的心理异常。在考虑如何处理的时候,我从闻亮那里得知,你已有老婆孩子(尽管夫妻感情破裂已陷僵局),你本该不属我警惕戒备的对象,由此也理解了你内心的苦恼。因此我按兵不动,一如既往对待你。我一向认为,异性交往并非只有恋爱婚姻一条通道。在我的青年时期,尽管对同龄异性戒备森严,却也非常希望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像兄弟一样同舟共济。所以,在最孤僻的知青时期,我还有姜昕、岳青这两位异性朋友。那么,在我已相对成熟、不再走极端的萤光时期,你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彼此欣赏、互相激励的朋友呢?即使有一方产生了超乎友谊的感情,我相信通过努力也可以纳入正轨的。由于你没有透露心曲,我也就无从表明自己的观点,只能暗自留意,希望你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明白我的情感法则——拒绝爱情,珍惜友谊。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却并非无视你的感情,不愿你为此痛苦。
事后看来,你受伤住院后,我的“人文关怀”,反而给了你错觉。这实在是事与愿违!咳,怪我自以为是、处事不当了。
此后,我们有过一次简短对话。
那是一次全县青年教师集中到南塘进行某种考核时,我去时是和几个女同事一起坐汽车的,回程时却坐了你的自行车,表面的理由是那天有外地文友来访“萤光”,急着赶回招待,实际上也是看出你有话要说,给你一个机会。那一程真把你累的,路上不时有熟人赶超,你边骑车边说话,也说不了太多话。不过,你毕竟提出了想问的问题:“对个人大事有什么打算?”我回答:“不想找个枷来担。”你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不了解我的说话方式,按你自己的思路去理解,也就觉得满意了。
又过一段时间,夏宇等文友开始在我面前敲边鼓,说是你有心事,很痛苦,常常失眠,要我这个大姐头关心关心你。事情到了这地步,我不能再坐视不理了,只得快刀斩乱麻。于是,我写信请袁鸿钧老师出面,告诉你——我已有男朋友。
那天傍晚,你从县城回来,向我求证:“袁老师说你有男朋友了,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你激动地用普通话重复说:“我不相信,绝对不相信!”我不语。你转而又问:“你不是说不想找个枷来担吗?究竟哪句是真的?”我告诉你:“都是真的。袁老师说的是真的,我有男朋友,只是暂不公开。我说不想找个枷来担,也是真的,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两者并不冲突。”我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你作太多解释。
你既已为人夫为人父,本已没有资格与我谈论这些问题,起码该先披露已有家室这一基本事实。我考虑到自己是“领头萤”,才在你未作表示的情况下,主动托人转告已有男朋友的消息。其实,我有没男朋友,关你什么事?!
至于“不想找个枷来担”这个说法,也并非虚言。当时,我虽然答应了闻亮,但那只是为了给他一个生存意志的支点,帮助他安全度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并没有真想和他恋爱结婚。所以,当时我名义上是有男朋友,实际上却还在坚持独身主义。将婚姻当作妨碍文学事业的枷锁,不向世俗物欲低头就范,无羁无绊孤身独行,确确实实就是我当时对终身大事的打算。
关于“男朋友”的话题,深水炸弹般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闷。你情绪渐渐平复之后,打开话闸,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还有你与妻子由认识到结婚,至出现分裂、陷入僵局,如今是为自由而付出代价……我也讲了些自己的童年旧事,以及关于理想与爱情、事业与生活的想法。这一场谈话,从傍晚到凌晨,彼此专注于诉说和倾听,应该说是我们最为深入的交流了。
本以为,把话挑明了说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你承认对我有好感且为之苦恼,但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我说你我只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发展,你必须克服不应该有的感情,纳入友谊的正轨。
也许是我想得太简单了,要不就是对你了解不够,抑或还是甲子那腥咸的环境氛围所致,我们的感情并未能如我所愿运行于友谊轨道上。
你以我为生活原型写了中篇小说《昨日有无间》,写的是一对志同道合而性格殊异的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青年教师柯静和丁磐登记结婚,举行婚礼的前几天,一起布置新房时,丁磐拥抱亲吻了柯静,柯静以丁磐破坏两人间的合约(不到那个神圣的时刻,谁也别想动谁一下)为由,向民庭起诉离婚,让民庭调解员和众亲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不肯回心转意,当民庭调解无效即将宣判离婚之际,柯静为丁磐的真诚所感动,主动撤诉,变悲剧为喜剧。小说的生活场景描写细致、逼真,人物身份、性格更是与我别无二致,略微知道我的人一眼就认得出女主人公是我,只有主要事件(结婚、离婚)是虚构的,男主角也不容易对号入座。
我知道,这篇小说,你是用心写的。你拿稿子给我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你没有进门,递过稿子就走,但我注意到了你眼眸闪耀的光芒。读这篇小说,我的感受异常复杂。由这小说,我读懂了你的心曲,小说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由理解、同情、爱怜,到铁了心用爱情包容一切,逆来顺受,帮助其克服性格弱点,而终得幸福……这正是你自己的写照。是的,我感动,不是一般的感动。可是,我不能沉浸于这感动!你不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可以如此对我。因为,现实中你是有妇之夫!而对于你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我的生活素材,却又处理失当令其变了味道,性格描写夸张过度而缺乏真实性等等,我也深感遗憾,因此也意识到你对我的认知有失偏颇。
那么,我该如何对待你这篇小说?
我明白,文学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真实。生活原型、一般读者、刊物编辑、写作同行等不同角色,解读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感觉。而我,同时兼有这多重身份,应该更侧重于哪一种身份?最后,我还是相对理性地对待了,觉得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写出来了,作为小说来说也就过得去了。于是,将《昨日有无间》编进了《萤光》1983年第4期。
《昨日有无间》在《萤光》刊出,很快产生了社会效应。学校里的同事旁敲侧击地问我:“小说写得很真实很感人的,是不是一般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这期《萤光》中耳汝尔的《昨日有无间》就写得像真的一样,也是真情实感吧?”言下之意,也即是将小说中那虚构的男主人公落实到作者身上。这样的问话,我还能应付,按道理讲就是了。难以应付的是亲友们紧接着的配合行动。
在那段日子,我隔三差五要招架热心人的好意撮合。“萤光”成员夏宇等人再度鼓噪不说,连江波也郑重其事和我谈了话,力陈你我如何般配,你如何踏实可靠,文友们如何希望我们成为文坛伴侣、比翼双飞。我告诉他,我和你只能作朋友,没有发展的可能。可是我举不出理由根据,说法就极其牵强了。江波也就以为是我的性格作怪,固执于先前的独身主义说法而已,更加起劲游说,说是我们两个都内向、倔强,不好意思表达感情,要帮我们把窗户纸捅破。后来,连我的家人也介入了。一位既喜填词作对又擅书法的文友,说是受我兄弟的委托,前来撮合你我,而我兄弟的意见已得我父母的认可——当时我与父母闹得正僵,他们无法作我的主。与江波说法差不多,还加上两家父母是同行老相识,知根知底……我照样说不可能,照样理屈词穷堵不住人家的嘴。事情演变得有点像《昨日有无间》结局那样,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地要为男女主人公玉成好事。
闻亮本来并不介意你我的交往,至此也有不正常反应了,阴阳怪气地闹起了别扭。
而你,又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周围是什么声音,又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并没有克服那不应该有的感情。是否火上浇油不知道,起码是没有冷却澄明的迹象。
四面楚歌之中,我惟有抽刀断水了。
一方面,我和你商定,在“萤光”内部发布两个消息——你已婚,并非单身汉;闻亮是我的男朋友。这一来,我那“没可能”之说,自然就有了注解,好心人也都只好作罢。
同时,我约请袁鸿钧老师为《昨日有无间》写一篇评论,热情赞扬,作了正面肯定,自己又用笔名写了一篇从头到尾都是批评的评论,将这小说弹得一无是处。这一通双簧,既是“争鸣”,显示《萤光》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又表明我本人的态度——不领情,不认可。
我这种做法,你或许并不理解。这确实该怪我。当时的我不像如今这么坦率,未能将内心的想法向你阐明。尤其是,没有向你说清楚——我为什么如此处理与闻亮的关系,为什么对他优柔寡断,而对你则生硬粗暴。那是因为,闻亮在我眼里,是濒危的孩子,视我为救星,我的态度关乎他的生死存亡;而你,是正常的成年人,有足够的自控能力,我的影响无足轻重。因此,我给予你和闻亮不同待遇。你大概觉得很不公平吧?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是的,我不怕挫伤你对我的感情,因为那本来就不该存在,连根铲除了,你更能轻松上阵,活得更精彩。而对闻亮,在确信他已经不再依赖我、可以独自前行之前,我是不会决然闪身的,更加不会与别人发展恋情来伤害他。那么,你我的感情,只能规范于友谊,否则只好毁灭。
在这过程中,我不是没有过矛盾和挣扎。有时想想,如此自我封闭,还得不到清净,反而被牵扯到说不清的情感纠葛中,是何苦来着!有一天,悲从中来,信笔写下几行诗,自喻为被判无期徒刑兼死刑的苦囚,发泄悲愤。恰好你来了,看到了我来不及收起来的“糊涂诗”,你在纸的另一边,题写了一首诗,表示安慰和勉励。
腥咸的甲子,本就难得清纯。如果换一个生存环境,我们也许可以更好的相知、相处。但没有办法,当我们竭尽心力试图破解潘多拉魔咒时,周围人们的误会和干扰令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哎,多少难堪和尴尬!你我,又都是一副执拗而倔强的牛脾气……
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出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绝情断交。
耳汝尔,在你之前,我也有过与朋友中断友谊的经历——林苗、姜昕先后与我中止过联系。但是,那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们与我,只是中断联系而已,感情并未恶化。而你……到惠州工作之后,我收到的你那一封来信,是迄今为止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文字。那字里行间弥漫着的怨恨,让我看到,情感的两极竟然可以如此对接。幸而,我终于隐忍了,调集所有的理智和冷静,冻结了一切情绪。冷处理,期待冰释。
1986至1992,整整六年,我们没有任何交流。
1992年秋天,一位甲子老乡把你带到我家。久违之后再见的刹那,我心释然:一切依旧。自己也觉得惊奇——如此隔绝六年之后的会面,竟丝毫也感觉不到辛涩或尴尬,涌满心田的只是欣慰和温润。当时刚好是我家较热闹的时期,飘然、明心等人都在我周围。那两天啊,一帮人浩浩荡荡地一会汤泉踏青,一会高榜山登高,一会西湖泛舟,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大聚连小聚,热闹非凡。
即使有单独说话的机会,我们也没有特别对话。彼此没有道歉,没有解释,似乎一切都了然于胸。咳,岁月真有如此神奇的魔力,让偏执的人几年之间就豁然开朗?无论如何,感谢命运的赐予吧,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友谊。
1992年,恰好是我写作的爆发年。这一年,我买了电脑成为“换笔一族”,小说创作也尝试改变风格,散文、诗歌齐头并进,紧接着开始了长篇小说《让梦延长》的创作。
你的创作也很可喜,虽不算丰产,成果却颇为结实。当时你已从甲子中学借调到汕尾市教育局工作。1993年初,冬荒告知我,看到《作品与争鸣》有你一篇小说。我找到了那期《作品与争鸣》,把相关内容复印下来寄给了你。是的,我很兴奋,为你取得突破、登上高峰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是我想看到的局面,大家各自争气、努力进取,而又能彼此激励、分享成功的快乐。
我陶醉在这美好之中,没料到你还会有那惊天一问。
1993年3月上旬一个周末,你来惠州看我,我们谈着各自的作品,从《滴血的墓碑》到《让梦延长》,也谈各自的工作与生活,甲子、惠州、汕尾,种种琐事,直至凌晨四点。第二天上午,我们继续喝茶聊天,你突然问:“昨晚,如果我吻你,你会接受吗?”这简直就是平地惊雷。当时我正端着茶壶冲茶,首先是极力控制,不让手出现停顿或颤抖,待把茶冲好,也想到了以反问当作回话:“怎么不试一下?”——我猜你自备的答案是我会给你一个大巴掌(就像《昨日有无间》柯静对丁磐一样)。你的反应相当机敏:“算了。想想,还是不要好。”哈哈,这话一出,两个人都笑了,如释重负。谢天谢地,所谓的危险话题,原来也可以当笑话说的。
其实,我知道你早有此疑问(《昨日有无间》,就是以此作为故事核的),只是没料到你没有从我的相关评论中找到答案,时隔这么多年还会提出来。
我们之间,非得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不!比如,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我和岳青之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和我,说到底还是缺少默契哦。
若诃,你真不该问。凭你对我的认识,该知道问也是白问。我理解,你想知道答案。可是,首先你应该弄清楚你自己。这不是可以随便问的问题,尤其面对的是我。
你也算是严谨的人了,相当注意控制自己。但是,你把控制力都用在了“说”和“做”上,没说超越友谊的话,没做朋友份外的事,却没有控制好“问”,抛出了惊天一问。你在《昨日有无间》用那么多笔墨描写过柯静,难道就想不到,作为柯静生活原型的我对这问题的反应,绝不仅仅是那个反问。
不过,幸亏你问了出来,我们才把关系理顺了,不再疙疙瘩瘩。
那段时间,我们通过面谈、信件、电话等多种形式,断断续续地探讨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假如以后彼此都解除了婚姻(当时你仍在进行离婚诉讼,我与闻亮约定的分手之期将至),是否结婚?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此生只作朋友!这个决议,让我们一劳永逸得到了平静。
1994年,我们先后解除了婚姻,还有亲友热心撮合,但一句“我们已经探讨过,决定还是作朋友。”就足以平息风波了。至今,又是将近二十年了,我们的友谊还在恒温中生存。
当然,这个探讨过程,并不那么轻松愉快。嘿,那对我来说,不啻一场心灵风暴。
耳汝尔,还记得吧?在一封信中,你说我任何时候都放不下伟大的架子,总是戴着金属面罩和你说话……痛切的批判,直击要害,毫不留情。嘿,该不是你几年前那封信没骂够,或是骂上了瘾,还是想激我应辩?殊不知,我的辩才从不用在朋友身上。不过,这次来信虽然言辞犀利,却不再有刻毒的感觉。嗯,出自善意的抨击,再猛烈我也不躲避。我在回信中,不反驳也不解释,只把自己骂得更加痛快淋漓,什么虚伪、扭曲、变态……哈哈,原来不光骂别人痛快,骂自己可以更痛快。
人生信念,颠覆只在顷刻之间。你的直言不讳,引发我更深层次的自我质疑,我对自己的前半生深入反思,结论很是残酷。在人性复活、个性解放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那摒弃感情、献身理想的苦修之道,是那么可笑、可憎。
混乱,惶恐,绝望……
骨子里的坚强,让我在精神崩溃中完成了人生涅磐。
男人女人,终究是人,男性女性,都是人性。如果说我以前是在扮假小子,力图像个男人一样自立于社会,那么,从此之后我就什么也不扮了,就只作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中性人,更可以干脆说我是无性人。如果说纵欲者是顺乎自然的性情中人,禁欲者是扭曲天性的变态畸形,那么,我就自认畸形自认变态好了。既然是我自觉自愿的抉择,为理想而摒弃爱情,割舍生命的春天,我就该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残缺已是事实,怎么就听不得“扭曲”之议?只要我所作所为都是善良美好的,不为社会产生恶果,又何必介意是否被指为变态?
人啊,都说无欲则刚,殊不知荣誉感也是一头拦路虎。有的人甘愿牺牲一切,却无法忍受曲解和误会。而一个人果真到达无欲无求的境界,确实可以说是进入了非人状态。
我是不是真女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我也没达到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纯粹,只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
回首往事,不由有些感慨——为什么周围的亲友总要把我们往一块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探讨起可行性来?亲友们的做法倒是容易理解,他们是觉得我们彼此般配应该成为一对,不好理解的是作为当事人的你我。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因为各有羁绊而循规蹈矩,那么,到了可以重新选择的九十年代中期,为什么还一致选择了固步自封呢?
哦,真要走到一块,你我都觉得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彼此并不真正合适,结合了也未必能得到幸福。既然如此,又何必冒险去试呢?
留一点悬念,胜于添一些沧桑。
耳汝尔,你一直都认为我不幸福,总觉得我活得很痛苦。其实不然。虽然我以前说过,我的个人词典里没有“幸福”这个词条(自从我十六岁决定为理想摒弃爱情,我就决心不讲个人幸福),但我活得并不痛苦。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我比一般人幸运得多。最大的幸运是,如今的我,心地坦然,思维清晰,情感丰盈,能够专心致志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享有如此充分的自由,舒心适意,在理想的状态中,继续理想的事业,我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幸福。
得到我应该得的,我珍惜;失去我不该得的,我庆幸。得到我不该得的,我放弃;失去我应该得的,我追寻。说到你我,能够成为坦诚相待的朋友,在文学路上一边切磋技艺一边互相督促,你追我赶,不倦向前……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耳汝尔,你对自己的生活难得有满意的时候,总有那些多的不如意,看来上帝真的对你苛薄了些。不过,你的承受能力确实不弱,还是稳稳当当地走了过来。坚韧和执着,是你的性格特质。大凡不满现状者,都是奋斗者,你从未丧失过自我,从不向命运屈服。
令我欣慰的,是最近一次通话中,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不再苦涩,语气不再那么无奈和沉重,而是带着几分欣喜几分自豪。你得到了应该有的级别、职务,重要的是,你强调:没花一分钱,不是买来的!
祝贺你,耳汝尔!我祝贺的不是你得到晋升,而是你有了舒展自如的心态。
人生在世,活得舒心才是真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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