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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绿，不在花叶之间；凉与热，不在冰炭之间；喜与悲，不在言语之间。
晨钟暮鼓都是岁月的福音，常常飘然而至，也常常悄然而逝。
飘然而至的，未必就是轻浮浅薄的。悄然而逝的，或许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我告诉你，曾经看见过绿色的火焰，你相信吗？
“……说实在，我是不喜欢你这个朋友的，不喜欢你的思想、为人、性格。你的人生观是灰色的，社会上诸多事物，你只看到支流……你的为人古怪，有很多地方是不近人情的……你的性格孤僻至极，高傲至极……袁鸿钧1982.9.14”
袁老师，原谅我一开笔就先抖落出这一段，谁让你说我古怪不近人情呢。
论年纪和资历，我们都应该算是忘年交了，是由一个错误信息开始交往的。那是1981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你的来信，说是听说我想插班读中文函授，你很乐意收下我这个学生云云，署名是完全陌生的袁鸿钧，插班读函授更是我压根就没想过的事。我看得莫名其妙，见信是从陆丰师范寄出的，就到教研室里向在陆丰师范读过书和正读函授的同事打听。原来，是我大舅（也是我同事）摆的乌龙。他是你授课的中文大专函授班学员，大概觉得我弄个大专文凭有利于以后转正（当时我是民办教师编制），就自作主张地向你提出来，同时说了我一些情况，诸如古怪孤僻、热爱写作等等，你听后很感兴趣，爽快答应了，见我迟迟没有动静，就主动发信来“招生”。我大舅以为是替我办了件好事，所以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插班的好处是至少省了一年时间啊，可以争取早点转正。我并不领情，说就是要读函授，我也要读本科的。陆丰师范毕业的两位女同事倒是叫好，跟我说你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对写作也很有研究。于是，我给你回信，客气而冷淡地表示：我没有想过插班读大专函授，不过，倒是愿意就文学创作的问题向你请教。
一天，我正在批改学生作文，陆丰师范毕业的女同事常娟在我宿舍门口，用很兴奋的口吻说：“看看，是谁来了？”我抬眼往外看，就见到了你——瘦小、黝黑的中年男人，一边跨进门来，一边大声笑着责怪常娟暴露了目标，说本来要让我猜猜的。你说话频率很快，由于说得太快了，有些字反而打了结要重复好几声才说出来，声音之洪亮恰与你的身材成反比，说话中间不时爆发一串串大笑，你一进门，声浪似乎就要掀翻我那小屋了。奇怪的是，上次林政委在这里大声说笑，我是保持缄默，让他唱独角戏说个够，这一次却是受你感染似的，竟大声跟你抢着说话。初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分别时，你带走了《野草荆棘》。
也许真的是命运冥冥中自有安排，老天对我确实眷顾有加。
袁老师，你的到来，恰恰填补了我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空白。你虽然并非文学圈内人，但毕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山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而且长期从事大、中专的中文教学，鉴赏能力和评论能力都令我辈业余爱好者望尘莫及。更难得的，是你有一颗爱才惜才的热心，且乐为我师。
你回到陆丰师范以后，“一口气读完了”《野草荆棘》，先写信谈了读后感，过几天再托人捎回集子及铅笔书写的各篇点评。你指出我的散文（我当时自称为杂文，你认为应称散文，以免与政论性杂文混淆）和我的为人一样带点刺，哲理化，但铺不开，建议我多读读秦牧的《艺海拾贝》。你认为我小说写得比较好（当时多数人都认为我散文写得比较好），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还不错，但文采不足，语言尚欠简洁，推荐我多读王蒙的小说。纵观全集，你说喜欢《记忆之芒刺》和《教鞭之伤》。
你告诫我：“沉住气，再沉着点，什么书也看看，什么体裁也写写，什么人也多接触一下。”袁老师，你这些训示，我基本上都很好地贯彻实施了——几十年来，我真的是沉着再沉着，一沉到底；什么书都看，五花八门，抓到什么看什么（数理化除外）；什么体裁也写，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评论、小品、相声、话剧、歌舞剧、电视剧……文艺体裁中，大概也就曲艺这一块我尚未涉足。但对最后一条（什么人也接触一下）却置若罔闻，而这恰恰是你对我最不认可之处。嘿嘿，要不，后来怎么会惹得你说了那么多不喜欢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我能什么人也多接触一下，那就不是古怪孤僻的人了。不过，也真亏了你这些训示，我做到了前面那几条，也就慢慢地把“一位有个性的作家”熬成了。
不过，我知道，即使你有再多的不喜欢，我这个假学生所得到的偏爱，还是足令你那些正宗学生妒嫉。从1981到1984，那三年多时间，我们写了多少信啊？十天半月一来回那是较疏的了，有时是一周两封，可惜我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你喜欢用八开白纸对折起来，当两张十六开纸来写信，说是那样感觉不受拘束，而又舒畅。你还分别使用钢笔和铅笔来写不同的文字，钢笔是正经写信，铅笔是写一些批注、评议，或者是你自认为可以随时擦掉的文字。其实，即使是用铅笔写，你也写得很认真，只是更开放些而已。除了写信，你每次来甲子，都会到我那里坐谈，两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哈哈，请吃请喝，陪着看电影、散步之类的，是你那些学生，你却总是把整块的谈话时间安排给我。我有时暗想，你的学生们当时是不是恨死了我？
你对我习作的批注，非常具体细致，字词乃至标点符号的错误，无一遗漏地指出。但更多时候，你是热情洋溢地鼓励，甚至亲自操刀修改，或提出具体修改建议。比如《记忆之芒刺》，你在充分肯定之余，指出结尾不好，太过低沉消极，你还亲笔写了一段文字，给我另一个版本的结尾，让我参考。我就是参照你的版本，综合其他人的意见，拓展了思路，将原结尾那句“此刺不烂，此恨不消！”去掉，添上一个“光明尾巴”：“我又在山野中奔跑……顿时，我带刺的心坚实起来：抱着奇丽的鲜花，再到那花店去……”如此一改，整篇文章的立意就大不相同了，怨气和恨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斗志和信心。我想，如果不是这样修改，这篇文章不一定能够公开发表，更别说获奖了。
袁老师，与别的师长不同的是，你对我的习作，不仅仅是评议、指点，而是以多种形式参与其中。给《记忆之芒刺》续写结尾，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特别是我创办《萤光》之后，你读到我的新作，都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或是唱和，或是评论，或提供素材，让我写小说，写出来了你再来评论。
《萤光》刚开始是八开油印小报，上面有我的散文、小说、诗歌习作，你大概是觉得我诗歌写得不好，又不忍直言打击我的信心，就写了同题诗，亲自出马演练示范，而对我那稚拙的小说《泉水叮咚》却颇为赞赏，还讲了你刚刚听说的一个现实故事，详细谈了你的设想，建议我写成小说。我据此写了《绿白交融的海》，甲子多数文友认为此篇和我当时的身体一样，显得非常单薄，很是虚弱，气若游丝。你却热情洋溢地写了评论文章，在指出缺点的同时，给予充分肯定，紧接着又提供了一个你亲身经历的生活素材，让我写成小小说《请——叫？！》，同样也写了热情叫好的评论。当时，人们大多看好我的散文，只有你力挺我的小说创作。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一直鼎力支持，我很可能会放弃小说，而集中精力投入散文写作。那么，如今也不会有我这个文学的“全能战士”存在了。
更特别的是，你不像别的老师、前辈一样，只关注我的写作。你所关心、过问的，是全方位的，涉及我的工作、生活、感情等等。或许因为你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对女生更为关注吧，我同事常娟就是你在陆丰师范认下的干女儿，你对她也是从学业到事业、婚姻都关心的。我虽然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干女儿，但我还是感觉到你是把我当女儿一般关爱，包括你对我多次激烈批评所体现的“恨铁不成钢”的热切。
你对我在甲子人际关系的紧张（尤其是我与父母家近在咫尺却不回家吃饭）很忧心，曾在信中借批评别的文友之名，狠批了我一顿：“甲子是个好地方，我是外地人，还喜欢甲子，你为什么不喜欢？爱国是从爱家乡开始的。”因为怕我关起门在小房子里“开小灶”，饱一顿饥一顿搞垮身体，你多次写信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还精心策划了一次“归家谈判”，亲自和常娟一道，押解一般地陪我回家吃了一顿午饭。
我清晰记得，你写信说为未能说服我回家吃饭深感遗憾，也曾与一些人探讨、分析过我与父母关系恶化的问题，但结论都是不解之谜。再次来甲子时，你当面谈起这个话题，对我与家里的僵局非常不理解。我知道你不了解甲子的人情习俗，也无法明了我与甲子人甚至是家人的矛盾冲突之所在，不愿你为此纠结，心想还得让事实来说话，就提出——如果父母愿意接纳、安顿外婆，我就回家吃饭。我对你扼要说了外婆在几个舅舅家受排斥、虐待的惨况，说了我家有空余房间和充裕经济条件，足以解决外婆的食宿。你听后，毫不迟疑地赞成我的提法，并且认为我父母一定会赞同。于是，你多方疏通，先让我大舅给我父母传了话，再叫上常娟，信心满满地陪着我到家里吃午饭去。吃饭是走过场，重要的是饭后喝茶，“归家谈判”就在喝茶时进行。你和我父亲一开始谈得很融洽，有说有笑的，然后你切入正题：“李勤有个小小愿望，如能实现，就愿意回家吃饭。”父亲笑着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家里尽量满足。”于是你就说出了我的条件——“接外婆来家里住。”此话一出，父亲当即脸色大变，断然回绝：“别的好说，这事免谈！”你大概没料到我父亲会有如此反应，一时间愣住了，向来健谈的你，竟不知该如何继续谈话……
你还为了说服我放弃独身主义大费周章，接连写了好几封信，从正反两方面对我进行劝导，煞费苦心地为我描绘了一幅浪漫场景和一个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男朋友，催促我跳上春天的马车追赶幸福，你甚至还曾经“请一些年轻朋友和甲子的领导来帮助”我（但没有人敢领这个任务）。可惜，冥顽不灵的我一再辜负你的好意，最终未能如你所愿，与你心目中的伟丈夫缔结良缘……
袁老师，你也许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你曾经不无沮丧地写道：“我是理论不过你的，因为在笔战中，还是你赢了。”但争论归争论，我依然十分尊重你，非常在乎你的看法。虽然在做人方面我对你并非言听计从，好像常常与你争论不休，但嘴（笔）上逞强的同时，却也在一定范围内暗自修正；而在写作方面，则基本上是从善如流的。
我从常娟等人那里知道，你曾遭受过命运的严酷打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进牛棚受批斗是常事，当“右派”当“黑帮”当“牛鬼蛇神”也都不稀奇，但你不仅仅如此，也不是像林老师和我父亲那样进看守所蹲上半年，而是被以反革命罪判了徒刑，在劳改场真正服了几年劳役的——那也是你的皮肤显得异常黝黑的缘故。但是，所有的沧桑，都被你爽朗的笑声所淹没。我看到的你，简直就像一团跳跃着的火，永远是那么激情澎湃、活力四射，在你面前，我时常觉得惭愧，为自己的暮气沉沉，为自己的萎靡不振。我在《夏天的凤凰树及其他》中这样描写过你——这是一个熬过风霜的人。但我惊异地发现，他有着充沛的活力和热情，更有一颗年青的心。当时，他兼了好几个班的课，工作量是一般老师的几倍，可他打球、看电影、个别辅导，一样不拉，甚至还能抽空出访，依然是那么笑声朗朗的。他很好笑，而且笑得很有感染力，连我这样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跟着大笑起来，并不自觉地变得好说好动了。特别是，他不像和他同样经历的人那样地大谈过去、发牢骚、抨击现实，而是快快活活地工作、娱乐……使我不得不口服心服地承认他是比我等青年人更像青年人的“正牌青年人”。我觉得，他就像夏天的凤凰树一样，令人记不起冬天的萧条，而让接近他的人也受他的感染，也添了生气活力。
是的，我佩服你过人的旺盛精力，我敬重你笑对魔爪的气量。其实我从你身上学到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由于我性情沉郁，又沉默寡言，常被人误认为悲观厌世，你也没少为此批评、教育我，特别是极其注意我习作中的灰暗成分，以致我一度怀疑你是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后来接触多了，我确信你是从心底里热爱生命、珍惜时间的，你总是以极大的善意去理解别人，而没有丝毫的阴暗心理，即使受了委屈和打击，也不愿意宣扬出去影响旁人，而是悄悄地自己消化掉。你主张，文学作品要发挥积极的社会效能，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风气的改善，而不是相反。
你一旦发现我作品主题低沉，就猛敲警钟，用你的话说，是“用甘草治病是不够的，需加一味黄芩。”但你并不固执己见，而是“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无输无赢……人，各有各的道路，乐曲千千万万，尽管调子旋律不同，都可以成为优美的乐章。”我写《飞鸟歌》初稿时，某些文字表达上模糊不清，加上你太累、看得匆忙，以为又是无病呻吟之作，写信批评一番，我稍作修改，并去信阐述了我的观点，你静下心再读，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误读，立即“将功补过”，以诗歌形式写了读后感《读〈飞鸟歌〉》，大加赞赏。当我写出《小溪流》这样的笔调欢快、主题明朗的文章时，你第一时间一挥而就写出篇幅与原文相当、文字精美的评论文章。
回想那三年，因为有你的介入，原本沉闷压抑的日子，变得是那么有滋有味、活色生香。袁老师，你带给我的，绝不是像你自己认为的那样，只是教书匠的几句老生常谈。你简直就是跳跃向前的绿色火炬，引领着我脱离灰蒙蒙的盐碱地，奔向花红草绿的原野。你的言谈并不深奥，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启迪，但那份明朗、欢快、热烈，却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当时身边的朋友们所缺乏的。
我虽然是公认的孤僻古怪，身边总还是有几位朋友的，但正如你所说，是“臭味相投”者。我的朋友们，性情、志趣都与我相差不远，人以群分嘛。就算是原本喜欢嘻嘻哈哈玩闹的活泼者，到了我跟前，也都自然而然地严肃、沉闷起来。也就是你，亦师亦友的袁老师，可以谈笑风生、纵情大笑，并且不令我反感，还能带动我，感染我，让众人眼中沉默寡言的闷葫芦，变成你眼中那个“好像有那么多说不完”的人。嘿，这不能不说是你的人格魅力所致。
那个时期，我写过《夏天的凤凰树及其他》，那是明写你的——夏天的凤凰树，是蓬勃旺盛的，它集翠绿红艳于一身，令人望而心爽神旺。其实，论品性，你更似我笔下的小溪流——你不倦喧唱的是：“奋发、前进！奋发、前进！……”
1984年底，你就调回老家，在东莞电视大学工作直至退休。东莞是改革开放步子迈得较大的地方，生活节奏很快。你我再未能像在陆丰时那样从容的谈天说地了，你也再未为我的习作写评论。但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会把发表的作品寄给你，让你分享我成长的快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封笔沉寂了几年，同时与包括你在内的许多文学师友中断了联系……
2008年秋，我在林苗帮助下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给你打了电话，你居然一下就听出我是谁，还记得那么多事。你还是那么健谈那么爽朗，我们又是抢着说话，而且总也说不完。我给你寄去这些年创作、编印的一些书刊。然后，我们又是电话又是短信的交流起来。哈，虽然你自谦年老了不能上网交流，但我得到了你亲笔书写、邮寄的平信，这是足令当代人眼红的稀罕物儿呢！
袁老师，从你寄来的照片看，你没有太多变化，还是那么健朗，精神抖擞，还有那一脸灿烂的笑。你说，退休后还是很忙，主要忙着两件事——种兰花，练书法。你告诉我，家里种了许多兰花，要费好多心思去侍弄，置身于清雅芬芳之中，感觉生活是那么美好。至于书法，那是你一直喜欢的，以前工作忙没有时间好好练，退了休就潜心用功了。你寄来了《袁鸿钧书法集》——那是你七十大寿时，儿子为你主编出版的，制作很精良。翻开书法集，哗！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甲骨文，一应俱全，幅幅精美。你儿子在《编后》中说：“其中最为人欣赏的是隶书和行书。隶书圆熟，浑然天成；行书秀美，自成一格。”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最喜欢的是行书，触目就感到亲切。因为，那行书，与你书信中的笔迹一致，真的是自成一格，挥洒自如而气韵丰盈。
我上网搜索，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你竟已经成为中国书画研究院会员了！不由感慨，许多人都发愁退休后没事干，说是只能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就是等死。也有退了休养鸟种花练书画的，也就是消磨时间而已，谁能像你这样，把貌似平庸的事情，做出别样的精彩来呢。究其实，是因为你的血比别人热啊。你还特意写了一幅书法赠我，写的是“天道酬勤”。谢谢你哦，袁老师，这是赞许也是勉励呢。
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你又如三十年前那样，很快阅读了我寄去的书刊，同样将评论、点评和书信分开来写，我又见到了熟悉的铅笔书写的对折八开白纸！哈哈，不同的是，你怕我又说你用八开白纸（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样写信哦），这次特意使用稿纸来写信和评论。熟悉的纸张，熟悉的笔迹，熟悉的语调……这一切，恍如时光倒流，你依然是那个健谈爽朗的袁老师，只是笔下的称呼不再是小萤而是李勤了。
称呼变了，习惯可没变。袁老师，你依然那么认真，那么敏捷，先是在电话中讲一遍（打电话之前先拟提纲），然后回过头再整理一遍，书写为文稿寄来。你的信依然由文及人，谆谆教诲；你的评论依然讲究真、善、美，讲人性，讲形象，讲真实，标题《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海边有座灯笼山〉读后》足以印证。你的评议依然有赞有弹，赞扬中不无鞭策，批评中饱含激励。你的观点依然那么阳光，看看你最后给我的建议和希望——“下农村、居民区、工厂或部队，挂职体验生活，掌握第一手材料，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共命运、同呼吸；体会第一感受，不要满足于记录别人讲的故事。希望你能写出反映重大主题的、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来（有民族特色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更绝的是，你还像三十年前那样，末尾不忘写上：“此是铅笔字，如粉笔字一样，可随意抹去。”还划上横线加以强调。
嘿，狂妄至极的我又要抢你的话头了——什么是好人？就是像你这样，燃烧自己的生命，让人生绽放美丽，让人间因之而变得更加美好。
袁老师，你真好！有师如你，真好！有友如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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